“成为母亲并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的事件，孕育的过程还伴随着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的改变，带来了女性存在状态与意义的强烈变化 。”文中提到，处于生育阶段的女性成了保护对象，正常社会角色被破坏，其人格与社会关系都被扰乱，受访女性表达了对这种特殊关照的抵触 。
文章提到，访谈中的女性处于传统的性别期待和现代独立女性身份的裹挟中，在母职角色、工作压力、亲密关系、个体生活几者的博弈下，大多数女性选择放弃自己的个体生活来满足其他三者，尤其先满足母职和工作的要求，伴随着丧偶育儿、夫妻关系的淡漠，以及身体体验带来的主体消解，形成了较为负面的主观体验，使得这些“该生”妈妈对生育二孩避而远之 。
在作者看来，“该生”妈妈在孩子抚育、职业身份、亲密关系、个体生活四方面都抱有较高的期待，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她们在这四种力量之间摇摆、挣扎，并从自我出发，做出生或不生的决策 。在这个过程中，情感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没有亲密情感滋养的环境中，即使抚育力量构建完备，经济资源充足，女性仍感无助、失望与孤独，在外部多重压力下，不生是他们权衡再三，并能兼顾养育质量、个体发展、夫妻关系和个体生活而做出的选择，符合女性面对结构性压力，通过主体性表达来建构生活秩序的自主性逻辑 。
文章最后提议，在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今天，女性在生育中面对的困境与压力才可能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需加以引导和重塑 。也正因如此，国家迫切需要满足的是人口发展的总体需求而非女性的个体需要，这也是造成“该生”却不生女性内在诉求未能被表达的宏观因素之一 。女性作为主体可以主动选择生育二孩，但是因为没有温暖的感情将这一切有机地凝聚起来，她们心中孤独、郁闷和压抑，生育之路如同一条废弃的街道那么凄凉 。因而，看到个体选择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用温情、同感、真诚的主流话语和制度构建去协同女性内在的柔软度，创造一个有益于关系发展、亲密构建的微观与宏观环境，才是解决这些妈妈该生却不生的关键，毕竟外在的支持很难让这些“该生”妈妈生孩子 。

作者：钟煜豪
【生育|为何出现“能生却不愿生”？学者：女性认为生育更像单人旅程】(责任编辑：罗宇涵_NBJS1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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