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爱让我感到幸福( 二 )

到了广州，我天天思想斗争要不要给阿伟打电话，好几次走到电话机前又缩回了手。十天不到，我忍不住了，电话接通那一刻，听到他的声音，我不由得鼻子发酸。
当时还没有手机，经济状况也不好，我们固定在每周六通一次电话。阿伟会早早守候在房东的电话前，打完电话扭头就走，不敢看房东。房东肯定很奇怪，为什么接一个男生的电话会让这小伙子泪眼婆娑。
经过一年的思念，我意识到分开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我决定把他也带到广州工作。
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开始做生意，经济条件好了很多，计划慢慢落实到行动上。
1999年，阿伟终于来到广州和我团聚了。虽然困惑仍然存在，但既然在一起很开心，那就先把烦恼放在一边吧。
2000年，我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同性恋网站，了解了不少知识。我原先以为，全世界只有我和阿伟是这样的，没想到其实我并不孤独。我还了解到，同性恋不是变态，不是病，更不是犯罪，只是性取向不同。原来如此！我就像一直压抑在黑暗中的人突然看到了光明。我们实现了自我的认同，内心里再也不用自己跟自己斗了。
我和阿伟开始规划生活。老家观念比较保守，因此我们选择在广州这个相对宽容的城市定居。
2001年，我们买了房，有了温馨的家。邻居以为他是我弟弟或铁哥们，我觉得没必要解释，反正我们很坦荡，我们只是爱上了同性，并没有去伤害或妨碍别人。我们都存在养儿防老的观念，因为以后不可能生育子女，我们为自己买了养老保险。应该说，能想到的，能做到的，我们都努力了，我们为两个人的长远生活作了充分的准备。
业余，做义工帮助他人
自身的压力解除之后，我们仍面临着外界的压力，特别是家庭的压力非常现实并且无法逃避。我的危机先来了，当我父母安排婚事时，我坚决地说要独身。明知自己不爱女性，如果为了向偏见妥协而和女性结婚，就是对不起她，也对不起阿伟，更对不起自己的感情。因为我不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所以我的压力相对小一些。
我的危机过去后轮到了阿伟，他是独子，一度接受了家里的安排去相亲。不久他定亲了，他父母催他给女朋友打电话，他不想打，结果对方倒过来打电话给他。我对他说，不爱她就要早点说清楚，他终于鼓起勇气把亲事推掉。
同时我们尝试着把事实告诉朋友和家人，我们把这叫做“出柜” 。
我是一名义工，业余时间在做“同伴教育” ，接热线时我会坦然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解答问题。困难的还是向身边的朋友坦白。我相信真正的好朋友不会因为我是爱男人还是爱女人而改变对我的看法，所以我告诉了好友。刚开始他们很意外，但了解之后大多能接受，把由衷的祝福送给我和阿伟。
跟朋友“出柜”后，我的信心增加了。但家庭这一关依然严峻。我选择了先告诉我妹妹，得知我是同性恋者，她非常诧异，反复问我：“你还是我哥哥吗？”在她看来，也许我疯了。我让她去了解这方面知识，慢慢地，她接受了这个事实。至于哥嫂，我想我会很快主动告诉他们。父母是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我会慢慢做工作，通过其他亲人的帮助，让他们接受我和阿伟共同生活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