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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房价上涨、就业压力增大、收入不稳定、育儿成本升高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这些政策组合拳是否见效，仍有待观察。
就是不想生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的总生育率急剧下降，2001年降至1.3，2005年降至1.08 。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韩国在短时间内生育率下降速度较快，生育水平超低，持续时间较长。断崖式持续下降的低生育率问题羁绊着韩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韩国政府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学者们认为，韩国低生育率有三方面的原因，晚婚或不婚风潮是人口学原因；青年阶层的工作和生活不稳定是经济原因，此外，由于工作不稳定导致青年阶层的收入水平低下，从而“住房难”也成为低生育的主要经济因素；养育负担增加，女性生育保障制度不完善则是社会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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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路透社）
事实上，韩国政府自2006年开始，制定了三次应对低生育的基本计划。
第一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2006-2010年），目标是建立应对低生育问题的基础设施，加强制度建设及育儿支援。其政策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家庭，重点内容是保育支援。
接下来是第二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2011-2015年），政策重点由保育支援发展，到强调工作和家庭平衡支援，开始尝试进行综合性政策改革，政策对象从低收入家庭扩大到中产阶级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政府还在2013年通过了《婴幼儿保育法修订案》，将无偿托育对象由就学一年前的幼儿扩大至0-5岁的婴幼儿。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韩国的托育率超过55%，在亚洲国家中排名前列。
然后是第三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2016-2020年），此次计划的核心，是从过去的提供养育支援，向通过创造工作岗位和提供居住支援的晚婚、非婚对策转变。
然而，这一系列的政策似乎都没有办法改变韩国主要大都市社会压力大、生活成本高的问题。就在2021年，据韩国房地产平台数据显示，4月首尔中小型公寓（面积在60至82平方米间）平均交易价格达到9.865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75.9万元），较两年前上涨2.0237亿韩元，涨幅达42.1% 。
此外，韩国还是全球私人家庭在教育上花费最多的国家，教育开支已成为许多家庭除了房贷以外最沉重的负担。根据韩国LG经济研究所的调查，28%的韩国家庭无法偿还债务，只能在微薄的收入下艰难度日。
很多韩国年轻人也都对政府的一系列补贴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政府的补贴仅仅只是提供了生育假期期间相同的月薪，但这些钱远远不能支付生育带来的其他损失以及养育孩子需要的高额费用。
“我的祖父母有六个孩子，我的父母有五个，因为他们那代人认为应该有好几个孩子，”38岁的全职母亲金美京说，“但我只有一个孩子。对我和年轻一代来说，综合考虑，生很多孩子不划算。”
BBC报道还认为，韩国这些政府的政策中，没有一项能成功解决东亚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不利于家庭生活的职场文化。
“在韩国我们有合法工作时长，充足产假和陪产假，还有各种补贴，”首尔大学研究该地区生育问题的助理教授金惠媛表示，“但使用率却很低，这其实是执行层面的问题。”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认为，韩国政府做的还不够。很多韩国家庭的观念转变是文化上的，而且是永久性的。
新冠肺炎疫情压力之下，韩国人更不想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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