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在身体里的定情物( 二 )

我跑到医院去看朱炜，看他手臂上缠着绷带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我忍不住像个小孩子似地哭了。朱炜却笑起来，说：“哭什么？这是好事呀！我早就想休假了。”
我每天都去医院看朱炜，接触得多了，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幽默的男人，很会讲笑话，往往逗得我和护士们前仰后合。但谈起那些犯罪分子时，他就很严肃，很痛绝。他擅长猜别人的心思，有时几乎不需要我和护士们说话，他就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他说，要想当好一个侦察员，首先就要善于了解人。
虽然他这么说，但他看不透我的心思。我爱上了他。
到朱炜出院的那天，我知道，如果再不向他表白，以后就很难有机会，所以我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朱炜，我，我……”这是我第一次叫他的名字，以前我都是叫他“副大队” 。朱炜递过来一个袋子，说：“你想帮我提袋子对不对，那，拿着。”
我接过袋子，张了张嘴，才说了个“我”字，朱炜就说：“别说了，我们走吧。”我知道，走出病房，我就不再有机会。我鼓起勇气，说：“我爱你。”声音很轻，但很坚决。说完了，我几乎不敢看他的脸。
朱炜明显地愣了一下，但他立即说：“亚琴，这是不可能的。”说完这一句，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遭到朱炜如此直白的拒绝，我很受伤，但我心犹不甘。我向姐妹们打听朱炜的个人情况，姐妹们告诉我，朱炜28岁，以前是有个女朋友，是他读军校时的同学，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分了手，以后朱炜就再没谈过女朋友。
我一连向上级首长递了三封申请书，要求调到侦察大队去，只有调到侦察大队，我才能天天看到朱炜。但总队领导一直没有答应我的要求。
不能去侦察大队，我很难有见到朱炜的机会。我开始给朱炜写信，每半个月一封。前面的几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直到寄出第五封信，朱炜主动来找我了，他将我带到公路旁的树荫下谈话。也就是那一次，他告诉我，他与以前的女友分手的原因。他的女友不要他在边防总队当侦察员，说那样太危险，而女友的父亲是个军级首长，女友通过父亲的关系要调他到后方工作，他没去，就这样，两个人分手了。
他说，由那件事他想明白了，女孩子都希望有安稳的生活，而他的工作危险性太大，如果他与谁结婚，哪一天他光荣了，他就害了人家。所以他决定，没从侦察大队退下来的时候，他不谈个人问题，请我别在他身上浪费感情浪费青春。
我说：“我不考虑这些，我爱你。”
他说：“但我要考虑。我要为爱我的人负责。”说完这话他走了，头也没回。
他越是这样，我越是铁了心要爱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强责任心的人，这样的人，值得任何女孩子去追求。
我一如既往给他写信。
这样过了一年，直到2002年3月的一天，我的战友张晓红生日，我到她宿舍去送生日礼物，却意外地发现她在给人写信，我只瞄了一眼开头，心里就一阵紧缩。信开头第一句就是：“朱炜，你好！”看到我，张晓红有些慌乱，很快将信折起来揣进了裤兜里。
我这才发现，并不是只有我爱上了朱炜。那段日子我痛苦不堪，我没再给朱炜写信。
2002年5月4日，我突然接到朱炜的一个电话，他说：
“等一下，你能不能站在比较显眼的位置？”我还没明白他话里的意思，电话就挂断了。我打过去，对方的手机竟关了。
我一直在琢磨他那句没头没尾的话是什么意思，两个小时后，我们突然紧急集合，而且是由总队首长亲自向我们讲话，我一下子明白，将有非同寻常的任务。首长说，我们要去抓两个正在交易的毒贩子，但他同时严厉地告诫大家，不能真抓住他们，要让他们逃掉。没有命令谁也不能开枪，得到开枪的命令也不能打中那两个人，要往偏里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