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犯罪率与家长们悲观的思维方式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因为白喉、百日咳、小儿麻痹、多动症、坏血病、天花、肺结核、霍乱、伤寒、淋巴结核、西班牙流感、疟疾、黄热病和鼠疫这些疾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所以父母们最主要的恐惧就是担心自己的孩子被开着小货车的坏人拐走并杀害。（小货车似乎成了坏人必备的身份标志。）这种情况似乎是拐骗案的“典型范例”，因为电视上整天播放的都是这样的案件，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不仅一直都极少发生，而且在今天几乎已经绝迹了。
到1999年，共有115名美国孩子曾被用这种方式的坏人绑架过，其中有40%最终被杀害，相当于美国孩子总数的111 500 000 。在今天，绑架案的案发率应该比1999年更低，因为社会上针对儿童的犯罪率相比20世纪90年代已经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按照针对少年儿童犯罪研究中心的统计结果，1993～2005年，14岁以下儿童的受害率下降了36%，14～19岁青少年的受害率下降了60%，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案件的案发率则下降了79% 。这样的下降曲线可以跟2008年的悍马汽车销售曲线、迈阿密的公寓价格曲线，以及伯纳德麦道夫在诈骗案发前后收到的生日贺卡数量曲线相比，也就是所谓的“一泻千里” 。美国针对儿童的犯罪率在1992～1993年达到峰值，所以今天的社会其实比你自己小时候要安全得多。我在本书里已经说过，美国今天的犯罪率基本跟20世纪70年代早期相当，并且仍然保持下降趋势。
这当然是好消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警察数量的增加，对性侵犯者惩罚措施的加强，人们对家庭暴力忍耐度的下降等。除此之外，手机的普及可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手机数量的增长跟犯罪率一直成反比关系。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感谢在医疗和社会工作系统中辛勤工作的人们，是他们帮助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与心理障碍人士回归正轨。按照社会科学家戴维芬克尔霍的说法，许多人犯罪都是因为丧失了理智，如果能挽回他们的理智，他们就不会选择犯罪的道路了。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要感谢社会工作者们的努力。
然而，我们其实从未感谢过他们，甚至很少听说过他们的工作。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对于电视台和其他媒体来说，“社会工作者导致罪犯不再对绑架儿童感兴趣，即使是仍然贼心不死的少数罪犯，在大量警察的监视下也难以出手”这样的新闻标题，显然不如“又一名儿童遭遇绑架”更有吸引力。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只是在向你解释，为什么统计数据跟你对犯罪率的习惯性认识正好相反。然而，就算你承认针对儿童的犯罪率确实有所下降，也未必会感到安心，因为：
1．犯罪率的下降确实是件好事。然而，假如你的孩子不幸成为那 l／l 500 000怎么办？
2．犯罪率的下降确实是件好事。然而，假如我的孩子不幸成为那111 500 000怎么办？
没错，这就是所有人的思维方式，包括我。而且自从人们开始讨论我允许9岁的儿子自己坐地铁究竟算不算是负责任的做法以来，我这样想的时候越来越多了。每当我对孩子遭遇某种危险的可能性进行统计分析，并且把分析结果告诉攻击我的人时，对方都会反问：“但如果遭遇不幸的恰巧是你的孩子呢？”之后还会加上一句，“那你怎么可能原谅自己呢？”
答案是：我不会。
我当然不会原谅自己！然而，这并不是说我曾故意让儿子去承担风险，并且毫不在乎。因为我允许他去做的只不过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并且这件事有助于培养他的自信心和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