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手机在印度：徘徨与煎熬( 三 )

当然，作为非制造类企业，刘量相比之下的确是受影响较大的一类群体。
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人员表示，在2019年疫情开始出现后，考虑到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当时开始对互联网类企业的一定程度封禁举措，他通过降薪等方式，让线上业务人员自主选择是否离职。直到线上业务彻底被停止，剩余员工只能就此被解散。
“这些举措一定程度造成了较大量的人员失业。尤其在现在经济下行期，本地人找工作就更难、更卷了。”刘量续称，一定程度上，这些看到行情变化提出离职的员工，如今已难以获得如此前一般在中资公司内部同样高薪的水平。
“一些员工近期有陆续恳求我，希望能够帮助提供一些工作机会给他们。但我已经撤出了，就想办法把一些我认为的确不错的员工，介绍给其他相熟合适的中资公司。”谈及此，刘量颇有些无奈。
【中资手机在印度：徘徨与煎熬】据刘量观察，目前选择短期内撤出印度市场的，多身处贸易行业。除了他面临的软件被关停之外，还有另一重：汇率差的稳定性。
“目前印度卢比在持续贬值，造成中印货币汇率差比值从最低是一比9点多，到现在一比12点多，几乎是15%-20%的利润被蒸发。同时因为印度政府要求转账不可以采用美元，而必须使用卢比，这会对贸易公司有较大业务影响。那么贸易商短期内就会选择撤离或者暂缓在印度的相关业务。”他分析道。
应对之道
一种观点认为，印度政府提出的审查背后，有其需要得到的结果，只要让公司和政府诉求之间得到平衡，前述难题或许就可以得到解决。
据刘量回忆，在2018年间，三星也曾在印度当地遭遇百亿额度的税收查处问题，但最终通过三星与当地部门协定，为本地带来一定规模产值等条件作为交换，取消了这些罚款要求。随后可见，三星的确加大了对印度本地的建厂动作。
“这可以看出印度政府的导向。当然我也觉得，这次对中资企业的一系列动作有些严重。”他续称，且印度相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相对粗暴。“当然我觉得查税这类问题还是可以最终通过协商等方式进行解决，只是具体怎么做的问题，除非一些企业在亏空状态无法缴纳相关资金。”刘量续称。
无论如何，如果认为现阶段中资厂商会轻易大批量退出印度市场，并不是一个合理和足够市场化的判断。
杨述成认为，对于中资企业而言，不论公司规模大小，最终都会克服目前面临的困难，“印度是一个可期待的市场，根据我们研判，印度未来会走到中国智能机市场的规模，但目前真正的换机潮还没到来，这会是一个广阔的增量市场。”
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印度本土手机和通信品牌已经日趋退败；同时，印度本土并未成长出有足够能力的供应链厂商，本土的手机生态依然需要依赖来自中国的供应链体系。
“供应链体系不是一两年可以建成的。我认为中国在印度市场至少还有15-20年的生存空间，这是足够长的时间。”他续称，这是参考了中资厂商在印度的发展历程，以及印度目前的产业基础，和中国品牌在印生命力多方面因素考虑。
前述厂商人士也向采访人员推演，印度是想积极推进本土厂商在手机供应链的成长和发展，但迄今为止并未能成功。这可能与当地人员工作效率、人员素质等综合因素有关。
而印度依然在积极推进本土制造计划。2021年，其再度提出生产关联激励（PLI）计划。
对此，Prachir Singh分析道，得到PLI批准的手机供应链玩家主要有三星、富士康、纬创、和硕。“在这4家公司中，有3家是中国公司，尽管它们更倾向于苹果的生态系统。在PLI计划中还有一个附加说明，全球参与者可以在发票价值>15000印度卢比（折合1500元人民币）的设备上获得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