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缘何制造“成都血案”( 二 )

而此时的赵尔丰仍对川路事件和平解决抱有一线希望。8月26日，他致电内阁“似此本应惩治，然人民皆未滋扰暴动，碍难拿究，恐更因之激成事变” 。27日，赵尔丰再次致电内阁“此次罢市、罢课，人心坚固，谓国家如抚恤民情，川路暂归商办，并请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资政院议决……如用强迫手段，即以全省之力对待之云云……结局不堪设想” 。仍然请求朝廷允许“川路暂归商办” 。9月2日，赵尔丰和成都总督玉昆等133名四川官员给朝廷“会衔联名代奏” ， “如不准川人所请，将变生顷刻，为准商办，可免糜烂，请速定办法” 。
进退维谷大开杀戒
当赵尔丰顶着朝廷的高压努力平息川路危机的时候，其他的危险正在悄悄地逼近这个处在风口浪尖的总督。铁路大臣端方就一直觊觎赵尔丰四川总督的职位， 8月29日，端方致电内阁，请代奏赵尔丰“抗违迭次谕旨” ，且“慵懦无能，实达极点” ，应给以“应得之处分” ， “并（希朝廷）特派忠臣赴川查办” 。31日，端方致电盛宣怀（时为邮传部大臣），（川事被赵尔丰）“败坏至此，自非有威望忠臣往为震慑，难望收局” ，取代赵尔丰之意溢于言表。9月2日，清帝谕旨，派端方“迅速前往四川，认真查办” 。6日，清帝电谕端方，准“川省水陆新旧各军” ，暂由“端方随时调遣” 。由此赵尔丰已经失去了对四川军队的调遣权。
与此同时，四川各地的同盟会、革命党人和哥老会领袖们，正在筹划发动遍及全川的武装起义。8月4日，同盟会员秦载赓，革命党人龙鸣剑、王天杰，哥老会“舵把子”侯宝斋、张达三、侯国治在四川资中县结盟，将“同志会”改为“同志军” ，宣布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9月5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印发了《川人自保商榷书》，文中“十三日而商榷书出，竟明言抗粮抗税、练兵练团、造枪造炮，无非悖逆之言， ……似此种谬妄行为，逆迹昭著，本督部堂若再股容，将贻全川无穷之害” 。《川人自保商榷书》提出人民练兵、办团、设兵工厂、自收赋税等推翻清廷统治，号召四川独立的口号，从根本上突破了赵尔丰这个封建卫道士的最后底线。
正当赵尔丰对保路同志会欲罢不能、欲杀不忍的时刻， 9月4日，清政府向他发出了切实弹压川人的上谕：“邮传部奏干路收为国有，早经降旨允行，决无反汗为患。倘听其藉乱滋事，以至扰害良民，贻误大局，定治该督之罪。”6日，清帝再次下达了镇压命令， “查拿为首之人，解散同志会，如有不付捐税者，即行拿办，并扫除一切抗拒之举” 。赵尔丰此时已走投无路，如果再不弹压川民，怕丢掉的不仅是“乌纱帽” ，甚至连性命都难保住。
《通饬札》接着写道：“是以一面奏闻，于十五日将该逆等拿获。”辛亥年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赵尔丰以“阅邮传部电文”为由诱捕了蒲殿俊、罗纶、张澜等9名铁路公司董事和保路会骨干，宣布解散同志会，查封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等宣传保路报刊，查抄了蒲殿俊、罗纶等人的家。成都全城震动，数千名市民涌向督署要求赵尔丰释放人质，督署士兵枪杀20余名群众造成流血惨案。“成都血案”成为四川民众由爱国保路发展为武装反清革命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