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军大学走出的中国军人( 二 )

身在日本心系国事
黄慕松等人留学日本时，正是国内风云激荡、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当时，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虽然他们远在日本，囿于军校，但大多参加过同盟会或光复会等革命组织，在辛亥前后都有过革命经历，所以对于新思潮不但不抗拒，且能积极迎接。
1919年3月16日，青年学者、社会学家陶孟和来日考察，结识了正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的王孝缜，二人促膝长谈后，陶孟和在次日给密友胡适的一封信中高兴地说：“昨在东京遇王勇公（允恭）君（王孝缜字允恭）……现在陆军大学，亦革命伟人之一也，亦盛赞吾人之《新青年》，尝劝其同学购读，并谓中国惟（唯）此杂志为有精神……后恭（即履恭，陶孟和原名）告王君，近吾人又出有《每周评论》，王君极欲一读，可否嘱仲甫（陈独秀字仲甫）将前数期各寄五份来？又王君知大学学生的《新潮》之刊，惟（唯）未能购得，望嘱徐彦之将所存之《新潮》寄三五册来。通讯处如下：日本东京陆军大学校王孝缜君……在东京见留学此间陆海军大学者十余人，或曾在国内为官吏，或曾从事革命事业，想将来之前途颇有事业可作，设《新青年》之精神得以贯（灌）输，亦可喜也。”由此可见黄慕松、王孝缜等人与国内新思潮学者的互动。
毕业归国多有施展
1919年11月下旬，黄慕松、覃师范、陈仪、王孝缜、张华辅、朱绶光、王树常顺利毕业。在日本陆军大学校长宇垣一成颁发给中国学员的“伎俩证明书”中，除了详细记录学员们每学年所修科目外，还有从学术、语言、体格、马术四个方面对学员所作评定。在“伎俩证明书”中可以看出中国学员成绩普遍良好。以陆军炮兵中尉陈仪为例，在他的评语中有“机智”“热心钻研”“学术成绩优秀”“战术上伎俩卓越”“日本语流畅、正确”“体格伟大”“强健”“骑坐坚固”等褒奖之词。陈仪不但学术成绩优异日语流利，而且骑术也相当不错。
回国前夕，黄慕松等人向宇垣一成提交了一份书面毕业感言，表达了他们对于日方对中国军事生培养及改善中日关系等方面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包括在训练、奖惩方面应对中日学生一视同仁，应详细讲授各国军制，军队内务等方面应避免形式化，消除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轻侮”观念等等。
日本陆军大学之所以招收中国学生，与此前日本开放中国学生留日一样，有着一定的利益考量。日本政府希望以此培养中国的亲日势力，作为日后在中国全面扩张的基础。为此，在历届中国学生毕业回国后，日本方面仍密切关注他们事业的发展。
1920年12月，即第一期中国赴日本陆军大学留学生毕业一年后，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东乙彦向日本政府密报了黄慕松、覃师范、陈仪、王孝缜、张华辅、朱绶光、王树常的现状。从报告可知，他们回国后仍在军政界任职。只有陈仪是个例外，他回国后定居上海，转向实业，与友人合资兴办裕华垦殖公司任经理。东乙彦在报告中写道：“目下中国军人中有希望成为实业家的甚多。”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有过留日经历的中国军人，在军事改革、国防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都怀揣着一颗爱国之心，没有走上卖国求荣的道路，在战场上也没有对曾经的日本老师、校友留情。
原本转向实业的陈仪，在1924年回归军政界，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军政部常务次长、军政部政务次长等职，充分利用了他在日本陆军大学所学习的知识，并在福建主持抗战。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部司令，代表中国政府接管被日本殖民统治达50年之久的台湾，这些都是日本人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