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亲爱的,弟弟( 四 )


房子的布局,墙壁,我房间的模样,在记忆里混乱成一片。对“家”,我没有确定安稳的记忆。
每到一个地方,爸爸一定会给我弄一个书柜,把我的课外书好好地装进去。我的日记本,他们也会帮我收好,从没丢过。
与书柜一样被小心保存的,是一个破旧的纸箱。一米高的纸箱里放着幼时孙卓的衣服,鞋子,书包,玩具,和幼儿园的小被子。后面又加上了拐卖儿童的资料,有孙卓的,也有其他孩子的。
2014年,电影《亲爱的》上映。我的同学里只有两个好朋友知道孙卓的事,但我觉得和她们一起去会很尴尬,便一个人去看电影。演员张译的神情竟然真的像我爸爸,那种摧折感、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想起爸爸的脸。影片结尾,看到爸爸的脸,我哭到从椅子上站不起来。
小弟弟孙辉的出生改变了家庭的低沉气氛,家里开始有笑声。“辉”谐音“回”,名字是时任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取的,寄许着对孙卓的期望。但孙辉的降临没有打破或者动摇过寻找孙卓的信念,而是给这种信念增加了一层柔软的力量。如果说我们家是大海上飘摇挣扎的航船,那么爸爸是桅,妈妈是帆,孙辉是风。孙辉降临的时候,起风了。

直到二年级,家里都确保每天接送孙辉上学、上兴趣班。“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是自己上下学的,我也想自己上学,不用人接送了。”记得有一次,孙辉这样跟我说。
经过我自己的成长,我觉得有必要告诉孙辉关于孙卓的事。后来,妈妈和孙辉认真地聊过,告诉他我们坚持接送你是有原因的。大人担心你,就像担心孙卓的事会重演。孙辉那么小,却理解了。
孙辉出生后,我们一家人常一起出去玩,去旅行。伤痛没有消失,但却夹杂着快乐和力量感。父母仍然在寻找孙卓,日日找,年年找。如果他们老了,找不动了,我也会接过这个担子,继续找下去。
我去广州读了大学,大二时去欧洲交换。决定出国留学前,我告诉父亲各个学校所需的学费,父亲永远的回应都是 “好”。和过去相似,他希望我能在学业上走得更远。
现在,我在新加坡读研究生,即将毕业。知道孙卓被找回的消息,我又震惊又高兴。12月6日认亲仪式上,我通过视频终于看到他的眉眼,肉肉的,笑起来眼睛弯弯,我也有双这样的眼睛。
认亲仪式结束后,我和孙卓终于见面。和孙卓视频聊天前,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他。想告诉他我想快点见到你,想问问他过得好不好。他会不会觉得有些压力,会难受吗?我想告诉他,慢慢来,有什么事情就跟爸爸妈妈或者跟姐姐说。
我有那么多问题想要问他,可一看到他,刚说一句,哈喽孙卓,我是姐姐,我在新加坡,我就已经泣不成声。反而是他一直安慰我,像哥哥安慰妹妹一样,他说别哭啦,不要哭,这没什么好哭的。很懂事的样子。
爸爸曾经说,他们三五十个被拐家庭时常聚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像得了癌症的病人。我也想用“癌症”形容这14年来家庭遭遇的痛苦。现在,“癌症”终于被治愈了。弟弟能找回,是我二十三年来最光明的一件事。因为他,我觉得我此前的人生也都重新变得光明。

这些天,我频繁梦到孙卓。妈妈说他成绩很好,英语没有理科那么好。我想寒假回去后我可以给他补课。在梦里,他终于是长大了的模样,我坐在他身旁,教他念英语。
来源:新京报采访人员 杨柳 编辑 胡杰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