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供图
张文英无奈地说:哥哥大专毕业后在大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母亲心疼他,他就回了老家,由父母安排工作、买房买车,结婚生娃后和父母同住,想吃啥母亲就做啥,一年胖了40斤。而她自己,在北京读研期间,靠学校补助和兼职经济独立了,毕业一年后去了杭州,有一份虽忙碌但合意的工作,逢年过节给父母贴些钱,都被父母用于还哥哥的房贷。
小时候,张文英没有意识到父母对儿女区别对待,只觉得“哥哥不懂事,那我就懂事些”。几年前,哥哥因为结婚的问题和父母矛盾激化:父母嫌哥哥工资低又不上进,买房买车还要挑好的;哥哥却觉得父母思想老旧、无法沟通,没有能力替他安排更好的生活。
三个家人吵起架来谁也不愿退让,远在北京的张文英努力去调解:“我常常在晚上10点多回家的公交车上看微信上我哥‘吐槽’,回家后在电话里安慰哭泣的妈妈,再悄悄打给我爸,让他多体谅妈妈。当我把三个人安抚完,有时候已经夜里12点多了……”
“没有人关心我过得好不好。我那时刚毕业,在北京一家创业公司工作,经常加班、压力大,天天挤地铁,房租还高,过得很不开心,对前途充满迷茫,但我无处可说。”
久而久之,张文英意识到父母和哥哥只想“吐槽”,不想解决问题;面对儿女之间的矛盾也只会和稀泥。她不想再当“情感垃圾桶”,接到家人的电话和微信,总是过很久才回复。
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父母骨子里真的是“重男轻女”:哥哥再怎么不上进,仍然要替他买房、买车还贷,帮他照顾孩子,因为“养儿防老,只有那么一个儿子,我们不帮衬谁帮衬”。
随着阅历的增长,张文英看开了。她明白父母和哥哥的状况是“相爱相杀”,牵扯不断。她不再试图“解决他们的问题”,当妈妈再来找她“吐槽”哥哥时,她会直接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她主动减少打电话的频率,一两个月才联系一次,父母也只知道她很忙。
由于疫情原因,张文英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上一次回家还是去年国庆假期。“今年我依然不打算回去,明年五一节如果疫情好转,我会回去看一看、待几天。现在这样保持一定距离对彼此都好,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她平静地说。
育儿理念南辕北辙,背后是原生家庭带来的伤
23岁那年,西北女孩李一苇只身来到香港求学,她慢慢适应了这个水泥森林般的城市,在这里成家立业。今年夏天,她和丈夫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双职工家庭、生活节奏快,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在年初,李一苇接母亲过来同住,好帮忙带娃。
从18岁离开家上大学开始,已经15年没和父母长期同住的李一苇,在朝夕相处间重新认识了母亲,也重新认识了自己。她感叹:“小时候对父母总是仰视的,我们从未平等交流过,现在从我们育儿理念的差异中,渐渐明白冲突背后是过去深层次问题的延续。”
“以最小的事儿举例吧。”李一苇说,“宝宝哭闹的时候,我会温柔地去安抚他,而我妈妈却总是不耐烦地训斥:‘你怎么老是哭!’‘你怎么能吃手!’”
“虽然孩子还小,还不会有记忆,但这些指责性的语言却让我敏感地想起自己小时候。我就是在这样打压型的教养方式下长大的。”
一年来,李一苇读了不少讲心理学和家庭关系的文章和书,主动参与修复亲密关系的工作坊,寻求专业意见,不断回想、反思,揭开自己内心深处的“伤疤”,然后自我疗愈。
在此过程中,她从自己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反思自己,我对妈妈说话也总是没有耐心,有时会说一些难听刺耳的话,根源在于,我小时候也是被这样对待的。我们没有学会用别的方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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