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桂敏是单位职工家属医院的一名退休医生,80年代,她先后陪同十几位副作用严重的基层女职工前往县医院取环 。那时,县医院要求出示证明文件才可以进行取环手术,需要公路段卫生所所长签字,单位批准 。
邵桂敏记得,她们坐解放车去手术,车内空间不够,有人爬到车顶上,颠簸地驶过工地土路 。没有术前检查,也没有麻醉,取下来就在卫生室门口休息,待不过一两个小时就得往回走 。还是那条土路,还是那辆拥挤的解放卡车 。
取环后出血会持续7-10天,但休假只有三天 。同事们忍受着不适重回工作岗位,邵桂敏会继续陪她们去卫生室开点消炎止血的药 。
“痛苦只有女同志们自己知道 。”她声音一度哽咽 。邵桂敏自己的节育环也出了问题,她三次带环怀孕,三次流产,对身心造成巨大伤害 。2004年,她终于去医院取出了自己的节育环,告别了伴随她二十余年的腰部酸痛和心结 。
被遗忘的金属环
节育的后果,多是女同志在承担 。邵桂敏对采访人员感叹:“怀了孕,抓去做人流抓的是女同志,遭罪的是女同志,抓男的也没用 。许多男同志他不负这个责任 。”
孟娟回忆,那会儿他们村子都是妇女去节育,因为男的干重活,结扎了怕伤身体 。其他地方有传言,说男的结扎会导致不举,伤阳刚之气 。孟娟也相信了这一点,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
时至今日,女性依然是承担避孕责任的主要一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资料显示,2017年,在中国已婚夫妇对节育方法的选择中,宫内节育器占52.2%,女性绝育占24.9%,而男性绝育占3.3% 。
生育是男女双方的共同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节育被默认为女性单方面的责任 。
学者张开宁分析其原因认为,一是节育手术存在风险,农村家庭普遍不愿意让主要劳动力和支撑者来承担风险;二是从生理角度讲,女性是生育行为的承担者,通过女性节育控制人口数量,效率更高 。
而节育环之所以在众多节育手段中被中国选中,也是出于“效率” 。避孕效率高,成本低廉且长效可逆 。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开文件显示,节育环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避孕有效率超99%,与男性结扎并列榜首,比短效避孕药高3%-10%,比避孕套高15% 。
最重要的,避孕药和避孕套更依赖个体选择,上环则可管可控,可转化为指标 。而在这背后,是一代育龄女性的付出 。
南京邮电大学人口学者孙晓明曾向媒体介绍,据他们团队预测,未来10年,有约2600万妇女绝经后需要取环 。长期以来,基层计生服务注重妇女生育后的上环率,却忽视了为绝经后妇女及时安全取环 。
邵桂敏对此深有感触,她周围许多同龄人还没取环,觉得环放在身体里大半辈子了,不取也没事,没人告诉过她们可能存在的危险 。而孟燕也从没接到计生服务站和妇女主任的提醒,她意识到得取是因为村里女人相传,说环长在肉里容易“得癌” 。
采访人员向安徽省肥东市妇幼保健院咨询取环手术的价格,医生介绍,目前,在乡县级计生服务站和妇幼保健院取环,50岁以上女性是不收取费用的,生育期女性则需要出示所在社区或户口所在地的证明,先自费后报销 。如果B超检查发现环嵌顿较严重,需要无痛或宫腔镜手术的,得自费去更高级别医院,花销在千元以上 。
如今,依然有许多年轻女性选择上环 。节育环本身没有错,它确实是一种安全、有效、可逆长期的避孕方法 。现代医学认为,依据个体差异选择性上环,使用适合的型号、材质,定期复检,节育环于女性身体无害 。重要的是知情和自愿,并且及时把它从身体内取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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