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高层连续发声释放六大政策信号( 二 )

2、极端情况下，中国金融网络稳定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近期美国在贸易、科技领域发起的诸多摩擦，以及在金融领域出台限制性措施的潜在风险的上升，让市场开始关注未来争端向金融领域延伸的可能性。
范一飞指出，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新兴技术层出不穷，对我国网络安全提出严峻挑战。比如外部形势方面，中美关系复杂严峻、信息技术供应链安全存在巨大风险，极端情况下将严重影响我国金融网络和信息系统稳定运行。
对此，范一飞表示，要加强金融网络安全政策、技术、形势等研究，打造金融网络安全管理专业团队，深入开展网络安全攻防对抗演练，建设跨行业、全局性安全态势感知与信息共享平台，构建金融网络安全风险联防联控机制。
3、数字金融应全面提升金融风险管理的科学性、精准性、预见性
当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数字中国建设发展进程报告(2019年)》称， 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质量效益明显提升，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36.2% ，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7.7% 。
范一飞认为，数字经济是肌体，数字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数字经济需要数字金融支持经济布局和结构优化。数字金融应及时发现有关领域的痛点和堵点，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范一飞指出，数字经济促使不同业务相互关联渗透，使金融风险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隐蔽性更高，为此，数字金融应全面提升金融风险管理的科学性、精准性、预见性。
4、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将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
陈雨露认为，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赋予了金融业新的历史责任，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将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
具体而言，金融体系能否完成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使命，金融变革怎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我国能否从金融大国稳步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特别是需要加强问题导向，通过集成创新，综合支持头部创新型企业，完善科技战略博弈过程中的融资支持和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此前三次革命分别是：
以现代商业银行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革命为第一次工业大革命提供了大资金支持；
以现代投资银行为特征的第二次金融革命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重构了资本基石；
以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第三次金融革命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缔造了新的推动力量。
5、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科创金融体系
陈雨露认为，考虑到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条件，为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金融业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仍需要关注若干重点问题。
其中一方面为，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科创金融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按科技创新生命周期规律，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加快培育形成各具特色、充满活力、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创业投资机构体系。多渠道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主板、科创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功能，畅通创业投资市场化退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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