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献和中国道教史研究

徐瑞、黄舒洁、彭兴/撰稿雷闻/审定
20222003年3月9日晚，厦门大学历史研究生论文写作与强基础课程学术培训系列讲座在南强2403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雷文教授应邀以金石文献与中国道教史研究为主题发表演讲。讲座由厦门大学历史系张大志教授主持。陈博义先生与60多名强基础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一起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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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文献和中国道教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雷闻
讲座围绕道教金石的种类、材料来源、研究案例三部分渐次展开。雷教授首先介绍道教金石的种类，其中“金”主要包括铜钟、投龙简、金铜造像、铜印和铜镜等。这些金属类实物史料都有着重要的信仰意义，反映出道教在世俗政治、社会中的角色变迁。如《续高僧传》中所载“隋文以通道观钟赐玄都观”一事，显示了铜钟作为中古时期佛道寺观共同实用的法器，兼具实用性与宗教性，因此往往成为争夺的对象，这在一些灵验故事中得到渲染。又如武则天中岳投龙金简、唐玄宗南岳投龙简及五代吴越国时期的一些太湖投龙简，都是“投龙”这一重要中古道教仪式的实物遗存，其功能意在向道教神仙求得长生，展现出道教在盛唐时期地位的持续提升。至于铜印和铜镜，均为道教的重要法器，雷教授指出，考古发现了一批东汉“黄神越章”“天帝神师”“天帝使者”等法印，我们可以据以考察早期道教的组织形态。而唐代道教宗师司马承祯所撰《上清含象鉴剑图》，也可与传世的铜镜实物相互印证。
另一类石头主要包括纪念碑、墓志、镇墓石、雕像、经典建筑、石灯台。纪念碑和墓志是道教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材料之一。以汉碑为例，东汉灵帝时期的肥碑是现存时代最早、文字最多的道教雕刻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石舟人教授还通过对东汉仙人唐公房纪念碑的解读，考察了汉中流行的古代信仰。他发现天师道是在同一时间和地区发展起来的。唐公房修道的云台山是天师道二十四治之一，他的房子也被杜光庭归类为道教三十六靖庐。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种地方仙人崇拜与正统道教的关系。雷教授认为，汉碑和前面提到的法印都反映了天师道和太平道兴起前早期道教教团的组织和信仰模式。此外，雷教授还提到了从南北朝到隋唐朝的雕像变化。北朝的雕像大多是高大的雕像纪念碑，站在农村或主要道路上，这些形状较小的道教雕像也有助于隋唐时期的介绍，也反映了许多关注和繁荣的道教雕像。
讲座的第二部分重点关注道教金石研究的材料来源，即传统金石研究、新纪念碑记录文本和图形记录、图形比较和工具书四类。其中，雷教授特别提到了陈元的编纂。陈志超和曾庆英的《道教金石略》在道教金石研究中的主导作用及其局限性，导致学术界近年来对地区、类别和教派进行了详细的分类。鉴于唐代现有金石文献700多份，雷教授计划推进唐代道教金石一体化的分类。同时，雷教授还强调了宋代四部传统金石著作——《金石记录》、《集古录》、《宝石系列》和《宝石系列》的重要性。对于初学者，建议从综合作品开始，如清朝王昌的《金石提取》和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校正》。雷教授宏大的文献分类工作计划，以及道教金石文献的数量，特别是相关实用工具书的推广，具有很大的研究门径和研究方法的指导意义。
讲座的第三部分通过研究实例展示了新出土墓志对中国道教史研究的价值。首先，雷教授指出，新的纪念碑可以丰富一些以前缺乏信息的高道生活，纠正以往文献中的错误记录个是茅山大师王元知的家族谱系。《新唐书》中关于王元知的故事很少。后来出土的王元知后代墓志丰富了整个家庭的信息，恢复了他们的家族谱系，从而证实了新唐书·据《景龙知识》记载，曾经被禁止破坏，许可在道教阶段仍占有重要地位。新的《景龙威仪》可以把三本书推也可以推给曾神， 2019年。虽然杨玉环的具体过程尚不清楚，但贵妃之师成为曾神，却为杨贵妃提供了新的线索。所谓神，可以理解为道士的职称。不同等级的神可以掌握不同的神。三皇在四个法律阶梯中排名第二。可见杨贵妃是正式接受的女道士。不仅如此，佛经初期因涉嫌《三皇经》被禁止，但从唐朝盛时期张万福的内容来看，还是可以记录的。第二，佛经也没有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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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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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雷教授进一步讲述了新出土墓志对宫观研究的价值。与佛寺研究相比，小野胜年写了几卷唐代长安佛寺研究作品，而唐代道观研究略显薄弱。雷教授简要介绍了他利用新出道士墓志对唐代两京龙兴观、开元观、洛阳大红道观、大圣真观等重要宫观的研究成果。
此外，雷教授还指出，新出道教墓志在唐代政治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天宝八年(749)的《唐故淑妃玉真观女道士杨尊师(真一)墓志铭》，一开始说因为叔叔犯了大罪，全家都被贬了，后来因为她被提拔，全家都被赦免了。雷教授指出，这里犯了大罪的叔叔，也就是《旧唐书》中载的杨军，曾经是中宗魏后的面头，因涉嫌毒害中宗而被玄宗处死。那么，为什么罪臣侄女成为玄宗妃呢？雷教授认为，这涉及到当时玄宗与瑞宗与太平公主的斗争。《旧唐书》曾载太平公主尤忌东宫，所以在李隆基身边插上眼线，所以东宫无大无小的太平公主都能知道。在开元二年(714)8月10日的诏书中，李隆基曾经说过太平公主带人入宫，虽然我服从，但我没有拒绝。这说明淑妃很可能是因为太平公主的意志而被安排在李隆基身边。此，李隆基的生命令可以理解为李隆基是一代英雄的。另外，这些传统史料可以理解。墓志显示，贵为淑妃的杨真一在入道以后与皇室没有任何往来，其兄弟的仕途也没有得到关照，她在死后也没有任何追赠或葬事官给。雷教授认为，只有关照杨真一入宫和入道的真正背景，才有可能理解这方墓志的背后隐情，她是被玄宗以“入道”这样一种较为体面的方式休弃了。
在讲座的第四部分，雷教授重点分析了历史资料相对丰富的麻姑山邓氏。邓氏是一个从盛唐到中晚唐的道教家庭。邓紫阳和邓延康的墓志可以丰富这个家庭的重要信息。麻姑山位于今天的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早在邓氏崛起之前，司马承祯就被列入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天地宫殿地图）。麻姑山邓氏的祖先是邓紫阳。事迹见于李勇写的《唐东京福唐观邓天世杰》。原碑已轶，原文包含在《全唐文》中。雷教授指出，该世杰在晚唐重建，或与紫阳后裔邓延康直接相关。据《邓天世杰》报道，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下令征召名人，邓紫阳趁机应召。后来，由于他的成功，他被东都大福唐观所束缚。从那时起，邓紫阳从一个山野方士变成了一个官方道士，这对麻姑山邓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原本声称是麻姑山灵迹的不仅仅是江西的，而且邓子山的正统地位也得到了中心的认可以建立。（2），邓子山和邓子山的正统地位也得到了李子山的认可以被认可以被认可以被认可以被认可。这也说明邓氏家族在当时有很强的实力。只有邓紫阳走下麻姑山，登上两京舞台，麻姑山才能真正进入朝廷和知识圈的视野。后来，继承邓紫阳衣钵的是麻姑山邓氏家族的第二代传人邓德诚和紫阳的徒弟谭仙岩。虽然《麻姑山志》载邓德诚曾经做过破石堡，但他当时的影响还是挺有限的。元和七年(813)李吉甫写的《元和郡县图志》卷28《福州》没有提到麻姑山的邓氏家族，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只是给他带来了一笔。相比之下，邓紫阳的徒弟谭仙岩更加活跃，其记载见于《魏夫人仙坛碑》。到了第三代邓延康，邓氏家族的发展正在蓬勃发展。据他的《墓志》记载，神都威仪和名德半出于门外，法教繁荣，几乎没有。如果是这样，袁震、李逢吉和段文昌都接受了他的授予。许多名人和士大夫、皇室都与他有关系。而新出土的道教墓志如《郭延康墓志》则表明与他们非常重视邓延康家族的记忆。由于邓延康的推动，邓紫阳世杰在麻姑山重新建立。邓延康墓志记载，他曾写过《家纪》。在他的努力下，麻姑山邓在晚唐重获尊敬。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邓紫阳和邓延康登上两京舞台，他们的名声才能更加繁荣。因为两者的墓志都强调了两京的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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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录》
最后，雷教授在具体研究中深入总结了对所谓金石材料的反思：首先，要重新了解新材料与旧材料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传统金石材料的分类。不要盲目地追求新材料，没有充分利用的材料是新材料，因为它可能会给你带来新的信息。第二，除了新的墓志之外，我们不能忽视传世文献中包含的大纪念碑，有时后者更重要。无论是《唐故太清宫三洞法师吴善经纪碑》，还是《唐文粹》中保存的《唐升玄刘先生纪念碑》，都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线索，调查了中晚唐重要道教生活的框架信息来源。第三，强调纪念碑文本与物质的统一，需要特别注意文本内容以外的信息。例如，唐玄宗曾在临汾浮山县清唐观下石碑，纪念碑刻有王子、王子和朝廷大臣的头衔，这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形式。
在讲座的交流环节，雷教授还就“国家祭祀”的概念进行剖析。他认为，所谓国家祭祀，即朝廷与各级官府举行的一切祭祀活动。这一概念超越以往的皇帝祭祀，将地方官府的祭祀也纳入讨论范畴。但此类等次祭祀并无正式名单，直至宋代才由礼部制订并具体执行。通过国家祭祀的活动，皇帝不仅管理着百姓的世俗生活，也掌控着百姓的精神世界。随后，张达志教授从道教金石文献类型划分、材料来源、石刻史料利用与研究三方面，阐述了聆听雷教授讲座的心得与体悟。雷教授提示的所谓“旧材料”即传世文献中的大量金石录文，其与所谓“新材料”即出土文献的对应，以及在现实研究中的关系，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张教授表示希望同学们能从雷教授的讲座中习得研究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在前辈学者的指引下按图索骥、循序渐进，在各自关注的研究领域中取得新的收获。
编辑：彭珊珊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