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检率从强制婚检改为自愿婚检以后的急剧下降,又一次成为舆论热点 。从报刊和互联网上的言论来看,虽然主张全面恢复强制婚检的舆论并未占据主流,但主张在部分地区(如艾滋病高发地区、性病高发地区和残疾儿高发地区)恢复强制婚检的声音并不弱,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关于把婚检纳入公共卫生服务系统逐步实现免费婚检的建议更是得到一致好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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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反对强制婚检的人,也认为婚检率的急剧下降是一个不祥之兆 。本人浏览了数十篇关于婚检问题的文章,却发现这种担忧并无事实基础,追问下去其实不过是采访人员和评论家们逻辑大跃进的结果 。
“卫生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婚检率不到10%,个别地方已不足1% 。宁波市的婚检率从2001年的98%下降到2004年的3.1%后,同期新生儿出生缺陷也从12.6‰上升到19.56‰ 。”(北京晚报2005年3月3日)
这一段文字被如此众多的报道所引用,以至于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也拿不准它最初是由哪个报纸所报道的 。至少有十几家报纸、几十家网站以这一段报道为根据,发出“取消强制婚检引发新生儿缺陷上升”的惊呼 。但是这段文字恐怕只能证明婚检不受欢迎,强制婚检不得人心;并不能真正说明婚检率下降以后新生儿先天疾病率有大幅度的上升 。
我很难想象,在宁波这样一个全国首屈一指的发达地区,又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年轻的准父母们怎么可能不做孕检!如果做了孕检,明知胎儿有毛病还要生下来;对这样的人来说,否定性的婚检建议(暂缓结婚或绝育)能起作用吗?对迫在眉睫的危险置之不理的人,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相对还比较遥远的危险?如果他们不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强制婚检,那么强制性婚检下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也就不可能跟现在有明显的差异 。不是把新生儿出生缺陷跟孕检联系起来,而是直接跟婚检联系起来,这样不顾常识的人所做的调查统计,我们能相信其抽样的代表性吗?老实说不怀疑他们的动机就算客气了 。
就算“同期新生儿出生缺陷也从12.6‰上升到19.56‰”是个符合事实的结论,这一事实也不见得是婚检率下降造成的 。下列任何一个事实出现都能造成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增长:1、准父母的生存环境恶化,如饮食不洁,空气污染,劳动条件恶化;2、准父母中酗酒、吸毒或抽烟过量的人有明显增加;3、因工资普遍明显降低或医疗费用明显增加而取消了孕检或减少了孕检的次数;4、大量没财力进行孕检的外地穷人跑到宁波生孩子来了 。考虑到宁波市并不对外地穷人实行免费医疗和宁波经济的迅速增长,第二和第三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因此,如果“同期新生儿出生缺陷也从12.6‰上升到19.56‰”是事实,至少必须对做过婚检的人群和没做过婚检的人群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分别进行统计,才能看出婚检率与新生儿先天疾病是不是负相关 。假如负相关不明显,那么新生儿先天疾病的增加应该是宁波生存环境恶化或社会风气恶化的结果――除非“同期新生儿出生缺陷也从12.6‰上升到19.56‰”本来就是假的 。
甚至即使对做过婚检的人群和没做过婚检的人群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分别进行统计后得出婚检率与新生儿先天疾病负相关的结论,也不能用2004年的数据跟以前比较,说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上升是婚检率下降的结果 。宁波在发达程度上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相当,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地方,人们会普遍一结婚就怀上孩子 。即使宁波人普遍一结婚就怀上孩子,那么2003年10月1日废除强制婚检以后结婚的人,就算他们都在新婚之夜怀上孩子,孩子的出生也应该是2004年6月底以后的事 。换句话说,2004年上半年新生儿患先天疾病的,其父母普遍受过强制婚检 。用2004年的新生儿先天疾病率上升来证明婚检率下降的危害,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宁波人有一半喜欢拖着大肚子去领结婚证 。如果是这样,在宁波实行强制婚检又有什么意义呢?更可笑的是,有人早在2004年7月初就发表文章称婚检率下降导致了新生儿先天残疾的增加,这只能意味着作者在说谎,或者作者所在地区所有的女人全都是拖着大肚子去领结婚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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