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学”与中华文化复兴

严格意义上来说，自刘歆作《诸子略》后，所谓子学、子部、诸子思想的说法，主要是针对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思想学说而言。而近代以来所谓的“诸子学”，是在中华文化不断势弱的过程中，士人针对传统内部的“经学”“儒学”以及外部的“西学”，提出的一种中华文化新的整体形态。不过，这种“诸子学”本质上只是针对“经学”“儒学”的弊端，以及“西学”的强势作出的应激反应，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正因此，每每提起中华文化复兴的议题，“经学”“儒学”便又成为首选。可事实证明，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与强盛，传统的“经学”“儒学”显然已经很难堪此大任。是故，明确近代“诸子学”的产生机理，不失为考察中华文化真正得以复兴的牢靠基础。
从追溯“诸子学”自身复兴的历史角度看，一般都认为自晚明以来中华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往过程中，“诸子学”先后在明末被视作重振三代政教的阶梯，在清末被当作接纳西方科学、政治的辅助。而到了“五四”之后，“诸子学”更是被拿来作为颠覆“经学”“儒学”的杀手锏，并期以实现所谓的“民主”与“自由” 。不过即便如此，当下学界对“诸子学”之于中华文化复兴作用的认识莫衷一是：倡导“经学”“儒学”者秉承陈规，视“诸子学”为细枝末节；研治西学者又将“诸子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并视为前现代的产物；即便“诸子学”研究从业者，也或扎根故纸堆整理国故，或借哲学发明特定理论意涵。究其原因，无不与缺乏对“诸子学”的整体认知相关。实际上，从中华文化内部与从西学关系这两个角度对“诸子学”进行勘定，不仅是学术工作，更充实了中华文化复兴的实质内容，使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得以真正落实。由此，三个问题必须得到解答：“诸子学”在中华文化内部原本是什么？“诸子学”在中国历史中如何演变？“诸子学”为何可以消融西学霸权？
“诸子学”原本是什么
对此问题很难直接给出答案的原因在于，“诸子学”既与“经学”历史相关，更与“经学”确立机制相关。单纯从历史来看，两汉“经学”昌盛之后，“诸子学”已经逐渐沦为“器用”之物，原本的整体形态与理论内核不复存在，而这不仅造成所谓的“诸子学”往往在现实中指向某个具体诸子或流派的思想，抑或四部分类中的“子部”之学，更导致无从直接窥见“诸子学”的原始形态。不过，借助晚明“诸子学”对“经学”形成的批判，与王夫之、黄宗羲等人认为可以由此复归“六经”之学的这个现象，“诸子学”“六经”“经学”的共同基本特征可以初步揭示。明末批判“经学”，主要目的着眼于革新“经学”在现实制度上的僵化，而僵化的具体表现则是综合国力的下降。复归“六经”之学，根本理想在于恢复“三代”政教的活力，得以真正“经世致用” 。而借用“诸子学”，深层原因来自其丰富的教化手段，与对政治体制活力的激发。是故，“六经”之学、“诸子学”以及“经学”的共同特质都是涵盖了“人伦关系”与“制度设计” 。由此直接可见，与唐宋以来将“诸子学”视为“异端”，并仅理解为修身养性之法不同，“诸子学”实际上同样具有“经学”当中“官师”“政教”的特征。
不仅如此，晚明时人认为可以经由“诸子学”成功复归“六经”之学，还在无意之中暗示了“官师”“政教”并非如“经学”所示那般，在三代中原本浑然为一，反而是“官师”在某种意义上奠基了“政教” 。根据《汉志》所述“六艺”与“诸子”的关系，看似是“诸子”继承了“六艺”的部分历史价值与制度理念，并由此自然而然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 。但综合考察先秦诸子所论“六经”文献的意义，以及不同诸子思想对此的发挥，汉代时《六艺略》所说的“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这种统摄能力，实际上反而是经由孔、孟、荀所一脉相承的“仁”“礼”之学所实际创制。换言之，从《六艺略》收录《春秋》《论语》的实际考量，以及《六艺略》中“大小序”的叙述策略来说，《易》《书》《诗》《礼》《乐》这“五经”实际更多只是历史的记述而已，其中所谓的“政教”更多是由《春秋》以及孔门弟子所申发而出。这就说明，汉代“经学”所谓的三代政教合一实际上脱胎于先秦儒家对“人伦教化”的创见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设计，更表明“诸子学”的原本整体特质就是“师教”这种对人伦关系的运思，奠基了“官政”这种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