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学”与中华文化复兴( 二 )

“诸子学”如何演变
既已明晰“诸子学”原本所包含的“人伦关系”与“制度设计”这两条主线及相互关系，“诸子学”何时何故变为唐宋时期的样貌，又还有哪些其他演变的特征，就都显而易见了。在“经学”的话语系统中，先秦儒家的人伦政治主张成为“诸子学”的价值纲领。对此，汉代今古文两派以所谓的“周孔之辨”，不断论证周公、孔子、汉朝在价值理念与制度仪式上的一脉相承，未曾损益。然而，正如事实所示，无论将“政教”的精髓放在周公抑或孔子身上，先秦道家人伦政治主张对于战国晚期儒家思想的现实影响，以及对秦以来推行集权制度的实际作用，都无法得到完善的处理。由此一来，鉴于“诸子学”与“经学”的原本关系，以及“诸子学”内部“儒”“道”两家在“师教”观念上的极大差异，出于维护汉代以后帝国兴盛繁荣的实际考虑，后代“经学”的话语必须完全掩盖“诸子学”原本的理论特征，从而确立自身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汉代“经学”叙事话语中未被完善处理的“诸子学”导致汉末魏晋时期人伦政治大动荡之后，终于从南北朝开始逐渐被官方描绘成只能“入道见志”的个人修为之思。
以此为肇始，“诸子学”自《隋志》开始，不仅在目录学的意义上以“子部”的名称，被正式下降到“经部”与“史部”之后，成为三流的思想，而且还通过改变“诸子学”内部流派的排序，彻底模糊了原本的特质。事实上，统治者的这种良苦用心，终于不断通过历史事件得到实现。就如唐代虽然号称“三教合一”，但佛教与道教始终被豢养在“经学”之下。即便短暂在科举制度中首创“道举”一科，本质上也是促使道家学说继续转向修身养心的道教化，并最终于唐中晚期出现道家思想儒学化的倾向。不过让人惊异的是，同样出于维护“经学”在历史脉络中的合法性，作为“经学”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先秦儒家也未能逃脱这一摆布，原本以“孝”为本的家国同构，也在宋代理学中被改造成了以“仁”为本的自我道德规约。至此，“诸子学”再也无法真正在“政教”的高度彰显自身的巨大能量，哪怕经历了明末短暂的拨云见日，也最终沉寂在了清代朴学的故纸堆当中。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开篇有所谓“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的表面宣扬，但实际上也是以此说明“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家也”的治学当以“经”“史”为本这一原则。
由此，不仅可以将“诸子学”的历史演变大致分为汉代经学正式确立前的原初时期，《隋志》之前的“经”“子”争锋时期，《隋志》至清末的蛰伏期，以及民国以来的义理复归期；而且同时也证明了“诸子学”可以作为中华文化主体部分的原始身份。然而，“诸子学”仅凭这一身份便可以理所当然复兴中华文化吗？这还关涉“诸子学”之于“西学”的异同。
“诸子学”何以消融西学霸权
【“诸子学”与中华文化复兴】正如“五四”以来常常依据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之争的史实，将“诸子学”视作可以迎接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资源，甚至通过《庄子》的具体研究发明中华文化中的“自由”“平等”观念。魏晋时期的“诸子学”虽然确实体现了对“经学”的冲击，但深入“诸子学”内部的儒道交互，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他诸子流派，“诸子学”显然没有也没必要有西方近代以来所谓的“民主”与“自由”这些观念。
再次回顾“诸子学”在近代以来的兴起，事实上当时中国直接面对的只是西方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五四”以来对于西方制度与思想的全面学习只不过是短期之内面对国家与文化迅速衰败的应激反应。正如“李约瑟难题”所展示的，李约瑟本人首先承认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与技术领域曾经的先进性，其后才是为中国近代落后寻找思想与制度上的根源。然而，借由库恩的“范式”理论，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西方近代思想与制度产生现代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反而没有意识到李约瑟的追问实际上只是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偶然事件寻找一个看似逻辑自洽的根源。由此，学界一边熟稔“范式”的概念，一边陷入其中特定的叙述策略而不自知，从而助长了西学的霸权主义。事实上，现实已经证明，即便中华文化与西方近代思想有着本质差异，但并不妨碍中国发展现代科技，并同时在经济领域取得腾飞。当然，从论证“诸子学”优越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成绩也可以说在墨子与管子思想中能够觅得踪迹。但当西方人自己都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化殖民主义”以及“欧洲中心论”的时候，以西方近代成就作为标尺，将中华文化与之比附，还不如平视看待中华文化在接纳现代化的同时，有哪些思想特质可以弥补西方思想与制度的缺陷。简单来说，随着西方民粹主义的日益蔓延，近代西方所标榜的“自由”“理性”以及政治上的“民主”越发显示出弊端。而其中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自由”“理性”对于现实世界的逐渐脱离，以及“民主”必然导致的个人高于群体。反观“诸子学”中儒、道两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二者本质上都强调现实实践与抽象思辨相结合的重要性，并始终认为“个人”只是“群体”的组成部分而已。对此，儒家思想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实际上道家也以“轮扁斫轮”以及“天杀之德”两则寓言分别给予了明确肯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