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写作人生( 二 )

1986年开始，王安忆推出“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接着又写出探讨家庭伦理的《逐鹿中街》，以性爱为主题的《岗上的世纪》等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
1989年35岁的她被选为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跻身于一级作家行列。《流逝》《小鲍庄》《本次列车终点》《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等曾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作品被译为英、法、荷、德、日、捷、韩等文本。
缘何踏上文学之路
已故的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曾向我谈起过这个问题。茹志鹃生前接受我采访时曾经坦诚地回答：“我没有想要把安忆培养成作家。我倒曾希望安忆长大以后做个医生，靠一技之长安分地治病救人。平心而论，经历了过去那么多风风雨雨，真不愿意让孩子们再去涉足是是非非的文学艺术。”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安忆小时候就喜欢写作。
小学二年级时第一次看图作文，别的小朋友三言两语就写完了，可她一节课还写不够，小脑子里展开了想像的翅膀，放学后她继续留下来写，一下子就用去了半本作文簿。从此，她用白纸订了个小本子，她把心里想的，嘴里要说的话都写到小本子上，后来写儿歌、写日记……
王安忆各门功课都不错。“文革”动乱开始了，重点中学也不能上了。不久，妈妈茹志鹃小心翼翼地包藏了十多年的秘密，被无情的造反派贴的大字报揭开在孩子们的面前，他们的父亲王啸平曾经戴过“右派”帽子。姐姐安诺为此大哭起来，安忆也哭红了眼睛，感到害怕。那时节，全家人惶惶不安。此情此景后来在王安忆的小说《墙基》里作过生动的刻画，超过当时成年人的想像。
正是求学时代的少女王安忆却没有学校可上了，这时多么的苦痛啊。姐姐安诺找到了办法，从同学处偷偷地借来了不少外国小说，有《牛虻》《安娜·卡列尼娜》《贵族之家》《罗亭》等等，大家秘密地轮流着看，有时候一本书只能在安忆家停留一个夜晚，于是姐妹俩便躲在小屋里通宵达旦地将一本书囫囵吞枣“吃”下去。
王安诺、王安忆姐妹在那个不让人读书的年代里，却读了不少中外名著，这对没有学历的王安忆后来能成为作家，而且是创作丰盈的著名作家，应该感谢那些文学名著的赐予。倔强的王安忆硬是通过拼命地阅读，把这段空白的学历给补上了。现在她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还带着研究生呢！
父母在她身上的影响
王安忆开始创作的初期，妈妈茹志鹃还看看她写的初稿提提意见，后来王安忆去北京文学讲习所（后改名为鲁迅文学院——作者注）学习时，把她写的《幻影》寄给母亲看。妈妈看了以后，回信时详尽地提了意见。但吃饭时茹志鹃和丈夫王啸平聊起了这篇作品，她爸爸也没说妻子的意见不对，只是说“你不要管她，让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
”王啸平的“你不要管她”之说，使茹志鹃猛醒：是的，提这些意见为什么呢？无非是要她照我的意见写，要把她纳入我的思路的轨道上来创作，这有利吗？想到这里，茹志鹃深感老伴儿的意见是对的，“让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当时茹志鹃立即追了一封信去，收回前信的意见，要她按自己的想法去改。
“让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这恐怕和王安忆在创作上较快形成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有很大关系。在她的成长道路上，如果要说父母有点作用的话，恐怕这种方法让安忆得益匪浅。茹志鹃曾说：“我对安忆也没有刻意培养，主要靠她自己。在她幼时，我每天抄一首我欣赏的宋词贴在床头教她吟诵，为她讲解，这是一种乐趣，至于能起多大的作用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