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要倒向国民党

1948年12月25日，这一天在西方世界是载歌载舞的圣诞节;而在东方神州，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般的胜利亦洋溢着喜悦：在华北，新保安战役大获全胜，为平津战役开了个好头;在华东，国民党军残部被死死压缩在陈官庄，淮海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正是在这一天，新华社发布了一份以蒋介石、陈诚等人为首的43人战犯名单，几乎包括了国民党所有大员。仅仅一个月后，1月27日，新华社再次刊布一份补充后的战犯名单，而赫然在列的，竟有胡适的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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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而言，胡适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美国留学七年后，胡适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文化名流邀请，归国赴北京大学任教，并逐步成为《新青年》杂志的主笔、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胡适凭借渊博的知识、新潮的思想、出众的外形挺立潮头，一跃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界的偶像。即使新文化运动大潮退下十余年后，胡适依旧能够凭借其巨大的个人魅力，被蒋介石选中出任驻美大使，争取国际对华抗日援助。在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胡适更是有着精深的钻研，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著作、思想对学术界影响深远。而这样一位近代中国文化名片式的大学者，为何最终沦为战犯，成为人民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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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扬镳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了无数风华正茂的思想巨人、文化旗手，而其中又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四位为最。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场伟大的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分水岭，同时也成为这四位关系紧密的文化战士关系的转折点。陈独秀、李大钊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破除“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尔后，“南陈北李”的名号妇孺皆知，陈独秀成为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而李大钊则在1927年牺牲，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即使是专心写作、极少露面的鲁迅，也逐渐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积极营救进步学生、宣传革命文学，并在1930年主持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揭露国民党的反革命罪行。而只有胡适，走向了与他三位战友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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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逐渐引起了胡适的不满。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大谈其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引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造成了当时思想界的大论争和青年思想的混乱。不久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的观点予以驳斥，强调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革命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胡适之后又连发数文予以回击，这次公开的论战标志着李大钊等人与胡适在政治观点上的决裂。不久后，《新青年》回归上海，并逐步成为党的机关理论刊物。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胡适便公开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
第三条路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后，胡适并未立即倒向国民党一边，而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积极探索有别于国共的“第三条路” 。1929年，胡适在《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开展所谓“人权运动” 。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等人连发数文，呼吁人权与法治，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又不赞同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权运动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草草而终。1932年，胡适又创办《独立评论》，标榜“独立”精神，其《发刊词》称：“不依傍任何党派”，再次表现出其旨在寻找第三条路的理想。卢沟桥事变后，胡适纠集顾祝同、陈立夫等人成立“低调俱乐部”，他们常常讨论时局，却对抗日战争的前途深感怀疑，并对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流露不满。直到蒋介石请他出山做驻美大使，胡适才逐渐意识到“和比战难百倍”，并为争取国际援助积极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