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考冷知识：晚清科考9个切片，甚是有趣！

科考取士，仍为清代选拔人才唯一途径。
在清末，入仕虽然也有其他途径，但因限制极严，基本上“此路不通” ，通过其他途径混入官场的，也因“来路不正”而基本上升迁无望。
即使是那些纳赀入仕（向官府输纳金钱谷粟以换取官位）者，也“率皆科举之士” ，先纳一官，然后留京应试。
在京城的“有识之士”看来，维持发展之道者有二，一是引见官员，一是考试举子。
然而，官员引见是有凭引期限的，到了期限还没搞定，就得哪里来回哪里了。
当然了，相较于官员引见的不靠谱，应考的举子就“辛苦”多了，考前筹备，考后候榜，其间还要应官谒师，以及落第后留京过夏等等，往往要在京城呆上几年，直到有了最终结果，其中的酸甜苦辣，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读书人之苦，由此可见一斑。
关键是，吃了这么多苦，不见得就有相应的回报，一旦名落孙山，之前的种种付出，全都打了水漂。

每到考试期间，各省在京城的会馆，以及各寺庙，莫不人满为患。
这种盛况，往往也是市肆各铺发财的机会，他们在考举之年的收益，至少是平时的三倍。

即使是已经身在官场，也无法避免考试，比如大考。
所谓大考，是指翰林、詹事的升级考试，每十年举行一次，一等的破格提拔，二等前列得升五品，再次一点的，也能得到厚赏。
沦为劣等的，则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或者降级，或者免职，顷刻之间，仙凡立分。

每当大考之年，翰林院诸公都无法淡定，有的高兴，有的恐惧。
光绪初年正好是大考之年，人们都以为这一回考上一等的，非张之洞莫属。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素来文思敏捷的张之洞，竟然脑壳里像塞满了浆糊，直到夜幕降临，点上蜡烛才交卷， “竟不获上选” 。
第二次大考，人们则最看好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他本人也胸有成竹，没把考试放在眼里，入闱后只管找人讲段子，日暮时分才草草答完，结果也考砸了。
那次列为一等的有五人，其中有个叫戴文诚的。
戴文诚同乡陈御三编修，本拟二等第一，但有人说他为人轻薄，最后列为三等末。
没多久，陈御三又遭名士李纯客弹劾，被交院察看。
李纯客弹劾陈御三，是因为陈曾与张御史之弟同狎一妓，张御史告诉了李纯客，还说陈御三喜欢为人捉刀。

光绪十八年，翁同龢主持会试，都以为他非常赏识的张謇将拔得头筹，哪晓得状元却是寂寂无名的武进人刘可毅，翁同龢也很懊恼。
刘可毅，字葆真，也是世家宿学，之前是河道总督许仙屏的幕僚。
他最初不叫这个名字，曾梦见某科会元为“刘可某” ，下一字比较模糊，他只认出右边是个“殳”字，是“毅”字的右半边，他以为是个“毅”字，便在考前临时改名为“刘可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