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当代流水线，杀马特又杀回来了？( 三 )

还没来成都那会儿，丽莉在北京的工作就像是打仗一样，兵荒马乱。
当时在一家美术馆做引导员，一天值班，早上没化妆出门，结果就被通知公司大老板去店里视察，然后她只能着急忙慌在出租车上化了个妆，但偏偏司机开车选择了一条最堵的路线，最后迟到了半个小时，到公司竟发现没带钥匙，又给开锁公司打电话来开锁换锁。
“一天花的钱都快顶上一个星期的工资了，不过还好当时老板没有要开除我的迹象，本来已经做好找工作的准备了，也算是万幸。”
北京太大了，“跑来成都，不过是不想家在北京，却活得像个北漂，出门在外，会让自己有好像我也是有家可以回的错觉，心里会有个依靠。”她觉得就像那个被北京开除的人。
“我喜欢成都”，平时周末，除了参加一些这样的派对，丽莉喜欢骑车逛公园，“成都公园修的都很适合遛弯。”
偶然和朋友一起参加杀马特聚会，也算是一种缘分。其实丽莉并不怎么喜欢杀马特派对上播放的那些歌曲，所以一般她都不化妆戴假发。
杀马特派对吸引丽莉的不是什么杀马特非主流文化，而是一种一群朋友在一起的氛围。“夜猫还有非主流杀马特之外的其他主题，去哪个都是去，而且大家刚好都参加非主流群，所以非主流就像团建活动，一起玩的还是都认识的，就等于是，你和朋友一起去了，到现场又会认识很多新朋友，然后就会越来越多。”
在丽莉所说的杀马特非主流群中，我观察到，每天大家都会提到的词就是“工作、摸鱼” 。丽莉也是如此，虽然她的工作挺好的，但她就是单纯不想上班，“只要是去上班，就是啥也不想干我也烦，工作收走了我的快乐。”
他们说，杀马特从未消失为什么曾被嘲讽为“土朋克、山寨视觉系、神经病”的杀马特，在今天却能带给城市青年快乐？
在很多人看来，非主流鼎盛时期的杀马特是一群来自乡村、城镇的低学历青年，他们凭借着夸张的“洗剪吹”造型哗众取宠，高调出现在媒体、网络、公共场所中，久而久之，这群人便惹人厌恶，被人称为城市的“怪物”和嘲讽的对象。
2012年，艺术家、纪录片导演李一凡注意到了杀马特这一群体，看着他们五彩缤纷的头发，李一凡激动道，“中国有朋克了，有嬉皮士了，有人开始特别主动地去抵抗消费主义的景观，我觉得这是审美自觉，了不起。”
但经过了几年的拍摄记录，李一凡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并最终呈现的纪录片中，呈现了一个和主流媒体报道中截然相反、不为人知的杀马特群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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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体由留守儿童、十几岁辍学进厂打工的农民工组成的杀马特群体。在影片中，这些单纯的孩子离开家乡的熟人社会，来到陌生的工业化城市，很容易被骗和受欺负，为了获得安全感和吸引人注意，他们顶着一头夸张的彩色孔雀头，制造出一种张扬、自信、凶狠的形象，并试图借此打破枯燥重复、漫长无休止的流水线工作状态。
后来，杀马特群体越变越大，他们在通过网络、线下聚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那时的杀马特很看重自己的头发，即便工厂拒绝这样的夸张造型，很多杀马特甚至宁愿挨饿，也可以不进工厂。那时的杀马特对发型特别讲究，他们对发根、发尾、角度这些细节扣得特别厉害，当时的发廊老板都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再高的工资、待遇，你让我把头发剪了，不可能的”，头发是他们的信仰，所以当时的杀马特绝不是假发，都是真当真枪的烫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