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彬的宁绍台道生涯( 二 )

【顾文彬的宁绍台道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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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文彬日记中关于获得宁绍台道职位的记录
宁绍台道是个肥缺，用顾文彬的话讲这个职位是“天从人愿”，同僚对此都“虎视眈眈”，即使同乡、同年的吴艾生（字引之）也希望与他“轮岗” 。当杨昌濬有意让顾文彬做乡闱提调时，他担心大权旁落，影响收入，因此一再推辞，希望另选他人。在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初九致其子顾承的信中，顾文彬提及当年或有恩科乡闱提调差使，因其科班出身，极有可能担任此职，故想在杨昌濬前寻找借口，“先为辞脱” 。顾文彬之所以要推卸提调这个临时性差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秋间税旺，出进有数竿之巨”，换言之要损失数千两银子；二是“提调所管之事极其烦重”，他担心精力不济，影响工作。顾文彬最终没有推掉，因为充当提调一职必须是科甲出身之实缺道台，而符合条件的三人中，一人生病，一人去年做过提调，所以顾文彬不得不勇挑重担。
一场矛盾巧妙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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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文彬家书中提及填塞新开河之事
宁绍台道是个油水多的职位，顾文彬为此惹来了一场是非，始作俑者即同僚方鼎锐（字子颖）。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初十日，顾文彬正在省城拜年，因杨昌濬在湖南会馆请客而未能见到。当天，顾文彬收到家仆张大从苏州带到杭州的书信，中间夹了好友吴云的信，其中写道：“备言小除夕吴谊卿自福建来，据云潘伟如得文制台信，信中言接杨中丞书，有不满之语。”顾文彬读后心中一惊，随即派家仆刘升“持报销经费四竿送至辕上，时中丞未归，交门公高姓收去” 。恰巧黄军门与杨昌濬是同乡，此时又随顾文彬一起在杭州拜年，故顾文彬与其谈及有人向杨巡抚打小报告之事，请他调解。黄军门一口答应，并猜测是鄞令姚慎庵在背后做小动作。由于黄军门与姚慎庵有矛盾，顾文彬并没有认同他的看法。遇到这种糟心事，又不能直接问杨上司，顾文彬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两天。至第三日，顾文彬拜访杭州将军连绪斋，送去王烟客山水册等八样礼物，但对方只收了五样。顾文彬署中所用仆人宗玉乃连将军推荐，他在给连将军拜年时，老东家“告以上年秋间方子颖晋省，历言余种种不善，与中丞与文制台信中之言符合，始知谣言皆子颖所造也” 。于是，诬告之人浮出水面。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杨昌濬认为温州关税逐年减少，欲加整顿，但方鼎锐认为如果要“振顿关税，须从宁波起，温州关虽振顿亦无甚起色” 。方鼎锐因有抵触情绪，又从同乡郭钟灵那里得到顾文彬的“负面”消息，遂在杨昌濬面前告状。原来，方鼎锐曾向顾文彬推荐郭钟灵做书启，然郭钟灵不但对书启是外行，还想管理宁波关关务账目，殊不知这是亲信才能担当的事，顾文彬断然回绝。于是，郭钟灵便添油加醋，在方鼎锐面前造谣，说顾文彬儿子顾承干预公事，其子回家，则由“官亲把持，又谓不理公事，不见宾客，凡涉银钱，必加搜刻，并吸食鸦片” 。郭钟灵把顾文彬描绘成了一个不理公务、不懂人情、任人唯亲的贪官污吏。十四日，顾文彬再次拜见杨昌濬，并奉上密禀，陈述了自己与方鼎锐的矛盾与误解。杨昌濬提及当年左宗棠做浙江巡抚时，“查知温州道与关书，每年各有四千八百金出息，不准收取，令其充公。彼时温州关税，连陋规并入，共有二万余金之多” 。可见杨昌濬想用左宗棠之法，截留温州关税，贴补抚署衙门以及办贡差所需，不与宁波关税并算，询问顾文彬能否做得到？左宗棠当政时，关税全部充作军饷，故可以任意办理，而这时宁波、温州所有关税“改解京饷，报部具有成案” 。顾文彬坦陈了自己的想法：“若将温州关税，提出不算，是报销正款，短了一万四千金，全要宁关加出，为数如此之巨，如何做得到？每年报销正款，共只五万两零，历任相沿已久，此一年之中，骤然盈余至一万数千金之多，设使部中驳诘，谓前此所征，必有隐匿，何以答之？即欲力加振顿，亦只可渐次扩充，假令每年盈余千金，则十年便增出万金，于公事亦大有益矣。”杨昌濬听后，继续倒苦水，说太平天国运动前每年春秋两季要办贡差，每次贴四千金，战时停办，如今内务府又催办贡差，而堂堂杨中丞却无处筹钱。顾文彬当场表示，回去后立即整顿关务，“稍有盈余，可资津贴” 。顾文彬回到宁波后，立即与吴振家商量，春秋两季官吏各贴两千，由镇海关承担，这样一来杨昌濬可以分文不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