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条落地的尝试，新冠防疫优化应先求“优”而非单纯求“变”( 二 )

与民众的沟通应该放在优先位置
这几天一些地方为落实20条防疫优化举措做了很多具体政策变动。却出现了本地人看着忧心忡忡，外地人听着欢欣鼓舞的奇怪局面。除了类似核酸检测减少与核酸码不变的现实困惑外，造成这种理论上的政策直接受益人反响谨慎的原因，或许是防疫措施更改的速度超过了与民众沟通的速度。
与公众沟通疫情的信息在两个方向上需要管理者、专业人士与媒体的合作努力，一是对新冠的科学认识，二是对防疫措施的理解。前者更为长期，后者在防疫措施更改之际更为急迫。
虽然过去三年病毒、疫情、疫苗是媒体报道最多的内容，但不少民众对这些仍缺乏科学认知，甚至有很多误解。例如新冠疾病的严重性该怎么看？大量的科学数据告诉我们，新冠在年轻人尤其是接种过疫苗的年轻人中，危害性是比较低的，这也反映在如今极高比例的无症状感染上。可当新冠在一些大学校园以及员工以年轻人居多的工厂出现时，我们社会里最低危的年轻人们却是惊慌失措。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她）们对新冠的认知有偏差。
要在防疫措施上逆转之前的过度加码，即使只是为民生减负，并不减防疫的完善性，如果民众对病毒有如此恐惧的心态，怎么会不引起惶恐？同样的问题也反映在新冠疫苗上，国内已经有超过9成的民众完成了疫苗接种。这意味着上市的新冠疫苗都不是说有几百万人安全接种，而是几千万上亿人安全接种过，可很多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仍对疫苗的安全性不放心，担心疫苗的副作用。而很多打过疫苗的人又对疫苗没信心，总觉得自己没有保护。
某地的一封公开信里强调了“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道理固然不错，但只有为民众塑造一个良好的信息环境，让民众们可以获得病毒、疫情、疫苗及时且科学的信息，才能让每个公民知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到底该如何负责。就像医学上面对患者，需要做到知情同意，最后的“同意”取决于患者，但“同意”的前提——“知情”，需要医生与患者的沟通。没有知情的同意，在医学伦理上与欺骗无异；缺乏必要沟通下让民众自己负责，只能让公众觉得是推诿职责。
帮助公众获得科学认知无疑是长期的工作，关系到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防疫能否成功。而在防疫措施变动之际，这些变动的及时沟通对相关措施能否有效实施也至关重要。
国内多个区域新冠感染病例处于上升状态，广州、重庆、郑州每日新增从11月初几十到几百不等迅速攀升到了如今的几千。这种情况下，民众担心疫情继续恶化，自己有感染风险是正常的，也很容易把防疫措施优化时的“减负”误解为放弃，进而加剧对个人感染风险的担忧。出现解封了反而不敢出门，学校复课家长反而不敢送孩子上学，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这种将减负优化看作放弃防疫的误解。
可是分析20条防疫优化举措，都是在科学基础上让防疫措施更加贴近当下流行的奥密克戎病毒株特征。例如病毒潜伏期缩短了，自然不需要像原来那样长的隔离时间。此外，奥密克戎传播力强，集中隔离时间过久也让隔离点发生交叉感染风险增加。将高风险区域从小区精确到楼宇，不再判定次密接与中风险也是类似的道理，这些封控范围的缩小并不会增加传播风险，反而利于维持社会正常运作，让防疫资源得到有效的分配利用。
优化防疫20条出台仅仅数日，有些举措如纠正一天两检三检，既容易迅速实施民众也较易理解；另一些如隔离优化迅速实施容易，民众理解却要一些时间；还有一些如分层诊疗，从实施到民众认知改变都要时间。可无论如何，只有将防疫措施优化的原因、科学依据、期望作用及时与民众沟通，才能减少公众的混淆。某种程度上，与民众沟通的优先顺序应该高于至少不应低于具体防疫措施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