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援朝期间，李氏朝鲜为什么屡屡在粮饷补给上“背刺”明朝？( 三 )

早在高丽政权时期，高丽就参照当时唐朝建立了“三省制”，这一体制在李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和加强，李朝太祖李成桂异姓革命后，为减少旧贵族势力的反抗，参考明朝官制、机构建制重构朝鲜的职官体系。而原本就被杂糅进朝鲜政治系统的唐朝三省制、元朝千户制却同样被保留下来，这种拿来主义下的偷师，在当时看来似乎有不少可取之处，毕竟对于李成桂而言，直接复刻中国复杂、完备的权力体系建设，既能节约不少试错成本，同时也能为朝鲜王室确立稳定的权力机构。尤其是仿照明代六部而建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曹，更是成了国王“垂直管理”国家的重要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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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生搬硬套的借鉴，也遗留了大量弊端。我国古代王朝，之所以要建立远超西欧的庞大官僚体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土面积过大，国君与其亲信大臣根本无力对广大领土进行直接管理，不得不依赖冗杂的官僚系统对其进行代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人引以为傲的“典章制度”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而朝鲜的情况却不一样，其领土和人口不过相当于明朝一布政使司（省），这种情况下，却叠床架屋般地设置了和明朝几乎相同数量级的官僚系统，李朝的冗官问题可想而知。而这还仅仅一开始的情况，到了宣祖时期，东西两班文武竟然足有四千余人，人数三倍于明朝。这种遍地都是官的情况下，其行政效率可能还不如经典小品《小偷公司》里的那群笨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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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说了风声有点紧，你们怎么就要去奥运会了呢？
另外，李朝这种大杂烩式的制度，运行起来经常出现bug，比如上文提到格外受国主重视的六曹，就因为权力与提调官相侵，经常产生龃龉。就像《实录》中说的那样，由于权责区分不明，朝鲜大小官员“只率跟随，或有不知其司之门”，壬辰之战中许多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乌龙事件，其根源皆出于此。
面对这种乱如缠麻的权责问题，李朝国主也是束手无策，最后，只能在推行重要政策时另设“都监”来负责，如第一次壬辰战争结束后，朝鲜效仿戚家军重建军队，就专门设立训练都监来训练士兵、筹措粮饷。虽然在第二次朝鲜之战中这支新军的确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但是这种另起炉灶的做法，也间接体现了朝鲜官僚体系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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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官僚体系设置本身的低效外，另一个问题也不能忽视。李朝虽然与明朝大致开国于同一时期，但和明朝不同，李朝依旧保留了浓厚的贵族政治残余，开国时期的功臣勋贵子嗣大多以两班文武的身份参与国家决策。事实上，从李成桂建国开始，朝鲜就有国王与勋贵大臣歃血盟誓的仪式，盟誓仪式直到李朝灭亡才宣告瓦解。这一仪式带着浓厚的政治符号意味，对于李朝贵族而言，其国主与其说是国君，不如说是贵族阶级的利益代表，一旦君主不能维系贵族阶级的利益，就很容易遭到他们的背叛和反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何在李朝面临覆亡之危时，会有不少贵族以待价而沽的姿态面对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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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之战中，明军粮饷危机始终贯穿全程。并非朝鲜上层对于军粮不重视，而是在面对数量庞大的明朝军队，行政效率严重不足的李氏政权的确是有心无力。这就导致援朝明军本应是主场作战，却落得如“深入敌后”一般地屡遭掣肘，可以说，壬辰之战之所以旷日持久，这个猪队友的背刺，实在是“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