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另类秀才的造反：什么叫“杀人诛心”？政治家的狠毒就在这里( 二 )

张熙听闻此言，立即表示自己的老师曾静正是谋士的不二之选。不仅如此，张熙还对岳钟琪表示，老师曾静已在六省策动了老百姓，大业“一呼可定” 。值此之际，岳钟琪终于套出了幕后主使曾静。岳钟琪将所有信息立即汇报给雍正，等待朝廷的进一步定夺。于是，雍正当即命刑部缉拿曾静，对其进行审讯。
在听说曾静是受吕留良影响而发动“革命”时，雍正立即对过世几十年的吕留良恨之入骨。吕留良生前操守清高，发誓绝不效忠满清。很多地方官都希望吕留良出山入仕，可吕留良并不买账。吕留良在家乡开馆讲学，向百姓宣扬汉民族立场。雍正将所有责任全部扣在已故的吕留良头上，认为此人“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等一些反清分子只不过是听信了吕留良的鬼话，罪不至死。
接下来，龙颜大怒的雍正下达了谕旨，烧毁吕留良生前所留的一切书籍、日记、手稿，并开始迫害吕氏后人。在这场“文字狱”中，吕氏年满十六岁以上的男性全部被斩首，十六岁以下者发配至官家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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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遗祸”数十年的吕留良被挖坟鞭尸，四处宣扬反清思想的曾静又得到了怎样的处置呢？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雍正非但没有处死曾静，还让他和张熙成为“活口人证”，亲自对其进行了一番劝慰。立场不坚定的曾静，被雍正的一番话感悟了，思想发生了剧变。这位吕留良思想曾经的“铁杆拥护者”，被开导成一名极力谴责吕留良的反对者。“痛改前非”的曾静写下一部《归仁说》，在这部作品中极力宣扬清统的合法性，让老百姓一定要认可清统。
可笑的是，曾静在《归仁说》中一再表示，自己之所以做出罪该万死的勾当，全都是受了吕留良的影响，错误地曲解了英明的圣上。同时，在《归仁说》中出现了大量“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己至敬，而道德之纯熟，学问之深渊，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之浑然”之类的话，将雍正抬高到“千古第一明君”的高度。
然而，对曾静的处置雍正认为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雍正将其供养起来，安排曾静前往各地观察吏治，并让曾静去江南地区的各学府“现身说法” 。此时的曾静，已化身为“满清的歌颂者”，四处宣扬雍正的开明之处，并痛心疾首地反思自己的罪状。
这还不算完，雍正结合曾静的供词，写出了一部关于清统合法性的书籍，名为《大义觉迷录》，并将这部书颁发天下，供万民诵读。这部书经刊印后，被发放到全国各地的学府中，地方官敦促读书人认真阅览，严惩玩忽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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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年四月，清廷制作了《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板，一次性印刷了五百册，将这些册子发放给所有京官。第二批书籍印制后，又被发放给各省份的地方官。地方官将朝廷发放的书籍作为蓝本，再次刻板，大量复印。最终，从达官显贵至普通士子，人手一本《大义觉迷录》。
在当时的中国，尚有不少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为了让每个人都受到教化，雍正挑选了一批值得信赖的读书人，让他们四处宣讲《大义觉迷录》。一时间，全国各地“龙亭”遍布，读书人在亭中焚香，营造庄严气氛，向老百姓大声宣讲《大义觉迷录》。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当时兰州的一场“宣讲会”中，总共有上万名老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诚地听着不知所云的演说。
这种荒唐的“宣讲会”持续了几年，雍正认为预期的效果已达到，便昭告天下宽释了曾静及张熙。雍正在诏书中称：“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此外，雍正还在诏书中特别提到：“曾静系朕特赦之人。”曾静被折腾了好几年，当他诚惶诚恐地向雍正谢不杀之恩时，雍正还信誓旦旦地保证：“朕和朕的子孙，绝不会因为你诋毁过朕而为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