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由女神是女性而不是男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能感觉到，有一些性格特质往往会被打上“男性的标签，比如坚强、果敢、理性;而另一些性格特质则会被打上“女性的标签，比如温柔、犹疑、感性。
而女权主义运动和性别平权运动一路发展壮大的过程，在经历了各种磕磕绊绊、悖论挣扎之后，最终指向的目标，恰恰就是打破任何性格特质的性别标签。
一个真正性别平等的社会，是一个女孩可以自由选择当“假小子或者“乖乖女的社会，也是一个男孩可以自由选择当“娘炮还是“硬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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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女神为什么是女的?
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曾经创作出一副极其著名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以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画面中，一位名叫玛丽安娜的女子高举红白蓝三色旗，号召身后的人们起来革命、奔向自由。这就引出了一个十分值得玩味的问题：为何是一位女性，而不是一位男性，来代表法国的共和制度呢?
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阿居隆给出了这样一种解读：传统的“旧制度是一套以男性为主导的制度，正像那些刻在凡尔赛宫天花板上的男性君主与英雄人物一样;而共和制度对旧制度的颠覆，就像是女性对于男权的挑战。
女性的形象之所以被赋予自由、解放的色彩，离不开近代欧洲在启蒙运动后高涨的理性主义。
十八世纪的英国女权主义活动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2年出版的《女权辩护》可谓是女权主义思潮的奠基之作。她在书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女性具有理性素质，并应受到理性教育，社会才能得以进步。
不过她论证这一观点的方式，则带有某种功利主义色彩：
在一个社会中，女性担任着影响、启蒙下一代的重任，如果女性不能接受理性教育，这会进一步波及她们的子女，导致社会的退化。
和启蒙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沃斯通克拉夫特推崇理性，认为多愁善感的感性会削弱社会的根基。但她同时也主张，“感性这种特征并不由女性独享，现实生活中多愁善感的男性大有人在，“感性或是“理性都不应被贴上性别标签。
这种女权主义思潮最终和共和主义思潮走到了一起。如果共和革命的目标是消灭所有特权，那么男性的特权在共和体系中自然也丧失了正当性。
一个理想的共和政府应代表所有男女公民的意见，而不仅仅只是男性。
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女权主义和共和主义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玛丽安娜能在《自由引导人民》里作为争取自由的象征，带上原为男性专享的弗吉尼亚帽;这同时也是为什么，英国和俄罗斯会选择不列颠尼亚和俄罗斯母亲这样的女性形象作为国家的象征。
女王有做“女人的权利吗?
女权主义运动在政治领域里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女性有可能获得那些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只有男性才能具有的特质(比如积极的政治参与)，而另一方面也尽力捍卫女性在政治生活中保有自己特质的权利、拒绝一味地向“男性特质看齐。
这一点，可以从两位英国女王的对比之中看出来。
在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为了维持与男性君主相同的强硬形象，必须得保持单身，以避免女性在婚姻中的弱势形象让英格兰的国家利益受到伤害。这种“童贞女王的统治模式仍是男性的。
而19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实行统治时展现出了多种不同的特质：她既可以以印度女皇和欧洲祖母的身份“母仪天下，也可以是现代立宪君主制和责任内阁制的推动者。维多利亚女王并不再需要骑着高头大马展现自己的男性特质了。相反，她可以借助自己身上具有的各种在传统意义上被定义为“女性特质的气质，保持与政治的适当距离、减少君主对政治的影响力，从而推定英国君主自我限权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