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能源和经济转型之路与进取型减碳战略三支柱体系( 三 )

总的来讲，创新型减碳启动和引领了远超减碳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化、数字化进程。这里面我做了区分，衰退型减碳和增效型减碳是在原有的圈子里做文章，体现的是一种防御型的战略，这个冲击来了，我怎么守住阵地或逐步撤退。创新型减碳则是进取型的战略，应该承认，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进取型战略已经有认识和展望，但想法和做法还是停留在防御型战略，面临的挑战就是怎么尽快地转向进取型战略。
从进取型战略来讲，目前创新型减碳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足够的市场激励。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于碳排放这样具有全球外部性的物品，不可能指望市场直接发生作用，首先要有政府的介入，由政府“制造”市场。诺德豪斯、斯特恩等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领军者都提出要给碳定价，具体办法有配额加交易和征收碳税，并期待碳排放权市场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不论是最早兴起的欧洲碳市场，还是近期开始运作且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碳排放权市场，实际运行状态似乎远不及预期。除了诸多外部因素外，这些市场均存在结构性缺陷，如只有部分高排放行业和企业被纳入市场，与“应入者”范围差之甚远，这样不仅覆盖面不够，公平性问题也显而易见；配额初次分配基本上免费发放，实际付费只发生在 “调节余缺”环节；配额分配由历史法转为基准法是一个进步，但考虑到供给安全和稳定，配额发放规模难以降幅过大，在很多情况下，监管者很难区分供给安全是实际存在还是生产者的借口，如此等等。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碳排放权市场价格发现以及相关的调节供求、促进创新等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了。
目前的碳排放权市场主要还是为已有的能源部门在提供服务，或者是为防御型战略进行服务。对于进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生产者来讲，重要的是提高碳生产率，主要还是增效型的减碳，通过节省下来的碳配额出售而获利。从市场设计动机来讲，本来也是期待生产者通过创新采用新技术提供低碳或者零碳产品。原有的生产者往往存在着路径依赖，缺少动力，也缺少兴趣进行技术创新。所谓颠覆性的创新者，像马斯克这些人原来都不是做这个行业的，我们国内现在搞风电、光伏很多人以前也不是能源这个行业的，创新者往往是在圈子之外。与此同时，为了防止高碳生产通过购买碳汇放松自身节能减排的压力，目前我们碳排放权市场CCER这类的碳汇交易还是停顿的，准备要启动，但还有5%的比重限制。相对于这么多的创新型产品，是严重不对称的，很难起到激励作用。所以，我们看到最有活力的创新型减碳很少得到市场激励的眷顾。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转向进取型的减排战略，重点要搞创新型减碳。这就回到了中国能源转型的基本策略上，重点放在增量上，扩大增量，增量逐步地替代存量。我们对于能够增加产出、促进增长的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产品要提供强有力的激励。这个激励并不限于少数措施，应当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三支柱体系。
第一个支柱，就是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长型碳汇市场。我想用一个词，这个词不一定很准确，称它为增长型碳汇。生产出一个产品，但减少了碳的排放，这种减少是因为用了新的低碳甚至零碳技术，用这种方法代替了原有的方法以后，减少或抵消了一部分碳排放量。标准的说法是，利用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有些同志说搞这个市场，原有的碳排放权市场还要不要呢？我觉得这两个市场可以并行。也不排除在将来把这两个市场打通，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目前已经有的碳排放权市场可以继续搞，甚至还要扩大范围，但是它的重点给增效型减碳来提供一个市场。增长型碳汇市场应该聚焦到增量部分的技术创新，它是通过产品替代、技术替代相对减碳，相对减少或抵消掉的碳排放量。这个市场应该有比较强的包容性，包括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除此之外，包括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能够产生增长型碳汇的产品，比如说绿氢炼钢等，还可以包括森林碳汇和其他负碳技术产品。我再补充一点，也可包括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消费排放在全社会排放中占的比重相当高，我看到一些数据，可能比生产领域中的排放比重还大。现阶段还是要排放一定额度的碳，碳排放是一种生产要素，这个排放权应当如何分配，总体来说，人和人之间的权利应该平等，这是理论界讨论的气候正义问题。气候正义或碳排放平权体现在个人消费领域，可以体现为给每个人平均发放碳排放配额。部分消费水平高的人，给他的碳配额不够用，可以买没有用完的那些人的配额，也通过到市场上买增长型碳汇，以平衡自身账户。未来增长型碳汇市场，既可以有机构参与者，也可以有个人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