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需要更好的制度管理( 四 )

可以说，采访中接触到的种种现象，让我感到压抑和不公，对小哥充满同情，要为他们鸣不平。他们遭遇的如此不公平，平台和商家知道吗？美团因强制商家2选1被罚34亿元，但有没有平台或商家因以强欺弱、压榨小哥而被重罚呢？我不知道。
制度制定要向民众倾斜
我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媒体曝光了算法系统的问题后，不管是美团还是饿了么，都做了相应调整，升级安全系统优化规则，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政策，加强了监管，可以说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得到明显改善。宁波一位小哥就说，平台规定，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小哥可以拒绝带客户的垃圾下楼。
暴雨天超时，被降薪扣钱方面的改善尤为明显。上海一位城市经理李伟就说，天气恶劣的情况，他不会像有些城市经理那样下达保数据的指令，而是站在骑手角度思考，叫骑手确保人身安全，能送则送，不能送不要强送，超时也不罚款。有的站长骂骑手超时，李伟发现后会跟站长说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应该主动帮助骑手跟客户解释下雨可能会超时，不能催骑手，越催越急，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李伟还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要换位思考。
我听后感到欣慰。不管是平台、站点还是商家，都说要“以人为本”，什么是“以人为本”？其实就是把别人当成人，也把自己当成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性是靠不住的，要靠制度去管理。制度的制定要向普通民众倾斜，才能为民众谋福利，谋幸福。
写《中国外卖》的时候，有影视公司跟我探讨这个题材，他们问外卖是不是天花板太低，做到一定时候跑不动了就转行干别的？
确实，尽管外卖小哥收入不错，月收入可以过万，相当一部分人不仅没有职业荣誉感，还感到自卑，行业流动性很大，跑单两年就算“老人”，但他们是有升迁机会的，比如李伟从小哥、调度、站长、区域经理做到了城市经理，当然一部分“单王”“单神”小哥是不愿意升迁的，他们觉得一个月能赚2万，做调度只有几千块。总之，很多平台都有升迁通道，能否升迁一看个人意愿，二跟学历有关，李伟后来选拔的站长，就要求大专以上学历。
再有就是，哪怕学历不是特别高，只要不断学习，不断在领域里有突破，就会顶破外卖“天花板” 。所以最后一章我专门写了“顶破‘天花板’”，写完后我也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想着这个群体是有出路、有上升空间的，心情特别舒畅。
这两年的采访对我影响很大，至今还和很多外卖小哥保持着联系，一看到有人送外卖，情不自禁就会想起他们中的很多人。新闻里县城房价一跌，我就替楚学宝揪心，不知道他高价位时贷款买的那套房子怎么样了？上海疫情期间，我在宋增光的朋友圈看到，他做了志愿者，他母亲和舅妈先后被确诊新冠进了隔离点。这两天随着《中国外卖》出版，有人看到王计兵的故事后把他的诗发到网上，还上了热搜，一下有三家出版社主动找他想出书。出诗集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没想到我“帮”上了他，真的特别高兴。
这几年因为疫情，很多人都过得很艰难，找不到工作，连以前光鲜的互联网大厂也在裁员，有人可能比较悲观。但外卖小哥身上最打动我的一点是，生活不论多么艰辛，他们都在很用力很努力地活着。他们中很多人，从贫困到摆脱贫困，残疾人能够找到工作，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那种人生哪怕非常普通，但闪烁的小欢喜、小满足，也无比打动人心。
【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需要更好的制度管理】一条条车道上奔跑的电动车，就是一种种向上的人生态度，困境中不屈服，不躺平，怎么也要努力实现人生的逆袭。从外卖小哥身上，我得到很多向上的力量。

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 需要更好的制度管理( 四 )

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需要更好的制度管理(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