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需要更好的制度管理

作者：彭晓玲
[ 通过近两年的实地采访，与近百位外卖小哥深入交谈，作者杨丽萍试图在《中国外卖》中还原出一件件黄马甲、一个个蓝头盔背后，外卖行业的真实情况，以及一个个鲜活的人的人生经历。]
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作家杨丽萍就将目光投向了“逆行者”之一的外卖小哥。疫情结束后，她在杭州、嘉兴、上海等地的外卖站点深入调查，前后采访了近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卖小哥，完成《中国外卖》，这也是国内第一部聚焦外卖小哥群体的非虚构写作。
杨丽萍在媒体工作近30年，一路从采访人员做到家庭期刊集团总编辑。在《家庭》杂志工作的经历，让她对小人物的命运尤为关注，先后写出了《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快递中国》等作品。
尽管如此，《中国外卖》的采访却是她感到最难的，主要是采访对象各种“不配合” 。外卖小哥“像沙丁鱼一样”在城里来去匆匆，他们的时间就是金钱。而杨丽萍的访谈非常细腻，当被追着问诸如“绕来绕去找不到路怎么办”“客户电话打不通会不会被罚款”等问题时，有人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有人觉得她“很烦”——生活从来就是如此，有什么好说的？
不知被拒绝了多少次后，杨丽萍终于用尊重和共情打动了外卖小哥，有人开始愿意停下来向她敞开心扉，甚至还把她邀请到出租房看他们真实的漂泊生活。为了深切体会外卖小哥的悲欣，她还租电动车跟着他们一起送外卖。正是通过长达两年的深入采访，她才发现，“困”住他们的不仅仅是平台系统算法。“《中国外卖》是我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虽然采访和创作非常艰辛，但我觉得很值。”
以下是杨丽萍的自述：
吃“闭门羹”最多的采访
写《中国外卖》之前，我和朱晓军老师合著过《快递中国》，情不自禁地会关注外卖小哥这一人群，2020年初武汉疫情发生后，大家更加意识到外卖对生活的重要。所以当时《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杨晓升约朱晓军老师再写一部快递小哥生存状况的书，朱老师因为在美国探亲回不来，我自然就接下这个任务。
记得那天是农历大年初三，也是武汉“封城”的第五天，我和数亿同胞被隔离在家里，当时望着窗外寂寥的街巷，偶有外卖和快递小哥骑车匆匆而过，想着正是小哥们冒着生命危险为老百姓和医护人员搭建起一道生活补给线，就觉得他们是平民英雄，“最可爱的人” 。
那天我开始打电话采访，但发现之前认识的有些快递小哥改行跑起了外卖，纠结一番后，还是写了他们的故事。写到两万多字时，觉得应该调整角度，放下快递集中改写外卖。因为那时我查到一组数据，“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餐饮外卖产业规模突破6500亿元，消费者约4.6亿人，占中国城镇常住人口的53%” 。反映快递的作品已有多部，但有关“亲密的陌生人”的外卖小哥，还一部都没有。
要写一本书，过去采访快递小哥时积攒的那些人脉远远不够，我就在媒体和网络上找线索。我当过20多年特稿采访人员，找到他们也不难，在抖音和今日头条上找到了刘海燕、王涛，通过媒体报道联系上赵盈盈、王建生、李帮勇、阿龙。接下去就是顺藤摸瓜，每次采访完一个小哥，都会问他周围或认识的小哥有没有什么故事，他们也会推荐，所以采访到外卖领域首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增光，又通过他找到他的父亲、舅舅和表弟，他们也在做外卖。找到宋北京后，我又采访了他的两个哥哥；找到胡超超后，我采访了“外卖兄弟连”的其他兄弟……
也有几位小哥是我通过平台找到的，如从小哥做到调度、站长、区域经理、上海城市经理的李伟，杭州西湖区饿了么站点站长李飞。李飞那个站点非常大，有100多名小哥，通过采访我知道了谁年纪最大，谁最小；谁是“单王”，谁靠做外卖翻了身，脱了贫，买了房；谁是“刺头儿小哥”，单跑得好、有个性，爱给队长出难题。

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 需要更好的制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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