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继续探究中国富强之道( 二 )

介绍“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根本区别是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即史学从此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来自1902年写的《新历史》的定义：“历史学家，描述人口的演变，并寻求其公理”（“历史的定义”）；对1922年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重新划分历史：“记录人类社会活动被扬弃和抛弃的各个方面，核对总分，找出因果关系，作为参考现代普通人的活动”（第一章“历史的意义及其范围”）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是始终如一的科学精神。探寻纷繁复杂的历史错觉背后复杂的文化动因，一直是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动力。这一努力是基于梁在1926年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补充》时所总结的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即所谓的“求真”（第一章“通论”、“历史目的”）总结，还要生动。
科学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历史终极目标的探索上，科学研究方法也是选题的意义所在。《新历史》已经涵盖了地理学、地质学、民族志、人类学、语言学、群体研究（即社会学）、政治学、宗教、法律、水平研究（即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理论（即逻辑）、论文、天文学、材料科学、化学和生理学都与历史直接或间接相关。事实上， “取诸学术之公理公旨，参军脱其”（《史义》），正是梁启超在史学领域努力开创的新局面。1901年写的《中国历史记述》一共八节，其中“地形”一节， “种族”一节，是“新历史”概念的早期预演。不满足于传统考证的复杂性，借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技术手段，梁启超希望得到的是宏观而深刻的视野。虽然这些学科的融合受到了美国学术界的启发，但毫无疑问，梁启超一直对此很感兴趣。早年热衷人文地理，着有《中国地理概况》；晚年，他将统计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成为“历史统计学” 。它不断产生新的探索，开辟了许多历史研究方法，也给后来者无穷的启迪。两部《中国史学研究法》部分地保存了梁氏毕生的历史经验，为后世取之不尽。
《中国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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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梁启超来说，历史科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问，而是肯定会有用处的。早年想写《中国通史》，意在“帮助爱国思想的发展”（《三十自报》）；晚年，他不断探讨“历史的意义”和“历史的目的” ，并最终在“活动经费”“简”（“历史的目的”）中得以落实。中国历史研究方法》) 。梁启超的特殊之处除了在社会活动中具有借鉴历史的意义外，还在于他非常重视历史阅读对个人人格培养的贡献。这在 1920 年代的历史著作中尤为明显。由于“史书被公认为国学最重要的部分”（《评胡适之《国学简明书目》》），国学研究分为“文学知识”和“文学知识” 。“美德的知识” 。班（《治国之两条路》）。梁氏在教授唐代典籍时，往往兼顾“修身”和“学术研究”的双重目的。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出版特别增设了“中国圣人的人生观与政治哲学”的不同题名，以彰显该书对人生哲学的执着。虽有早读朱旺理论的痕迹，但1920年欧洲游归来后，用中国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的愿望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