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事变与溥仪出走( 二 )

市井萧条民心不安
事变发生后，天津市面一片萧条，日租界全面戒严，平日繁华的街道行人绝迹。11月8日晚10时许，法租界各游艺场、电影院的客人和观众闻讯后纷纷散去。当晚，京剧名伶尚小云正在北洋戏院演出新戏《贞女歼仇》，演大轴的他登台时已是晚上11时许，素日狂热的戏迷竟也只剩下三分之一。
11月9日，法租界梨栈一带各商店均闭门歇业，各戏园、杂耍场皆停锣。光明、新新、明星三家电影院也只有日场，晚间停演。事变激起天津民众的仇日情绪，抵制日货之声日渐高涨。电影院放映影片前必打出各种反日宣传语。一日，明星电影院放映电影前，银幕上映出“抵制仇货，就坚持到底”的标语时，观众热烈鼓掌，只有在场的两个日本人局促不安、狼狈不堪。
华灯初上时，昔日繁华的法租界一片寂静，只有一些旅馆人满为患。《国难中之惨睹》一文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事变后，市区百姓都以为大难将至，大户人家想到的就是搬家，搬进英、法租界是首选，要不就投亲靠友、租房迁居，一时租不到房的就只有入住旅馆。而一些既没门路又没钱的平民百姓则忙着“清理人口”，特别是家中有适龄女子，已经有了人家尚未过门的，父母即以一乘小轿送至夫家，六礼不具，嫁妆全免。于是，街中时见小轿来往，只是送亲之人眉宇间少了些喜气，多了点愁容。为此有人赠诗云：“满城飞炮火，比户有鸳鸯。”其事甚奇，其情却惨。
因便衣队大多被击散或击毙，暴乱兵力大减。为及时扩充队伍，华人巡捕竟在日租界内挨户叩门，询问有无男子在内，如果开门者是男子，便强令其加入便衣队。因此，日租界住户大多迁走，未及搬走的人家听到敲门声，倘若家中还有男子就赶紧躲藏起来。
发现这一现象后，日租界当局遂下令禁止搬家，并在路口、桥头设卡盘查。
逊帝溥仪趁乱离津
1925年2月逃至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在这场事变中趁乱溜出天津。《天津商报画刊》则以《溥仪离津之别闻》等多篇文章报道了这一事件。
溥仪此次离津，清朝遗老陈宝琛、朱益藩痛哭失声却不肯随行。而郑孝胥深知溥仪赴东北一定不会顺利，故执意随溥仪同行，大概是怕溥仪遭遇不测，以便贴身保护。
日本人因为在东北没有“号召力”，所以极力笼络溥仪。天津事变前，土肥原携庄士敦、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和曾任四川巡警道的周孝怀一同来津，对溥仪威逼利诱。直至天津事变期间，有人看见他在日军的“保护”下脱离了日租界，乘船离去。为避人耳目，溥仪还穿上日本军装。
溥仪离津前，土肥原表示将来不会对“新帝国”提新要求，国号、年号更是不会干涉，但这种口头声明并无效力。毋庸置疑，日本人拉住溥仪就是想让他当一个傀儡，而溥仪也知道，做日本人卵翼下的“皇帝”不如牛马。但在日本人的胁迫和利诱下，溥仪还是选择奔赴东北。
奔赴东北终成傀儡
溥仪到东北后，日子并不好过。《天津商报画刊》以《土皇帝出现》《复辟失败之原因》两篇文章和多张图片报道了溥仪的痛苦与焦躁。
《复辟失败之原因》一文中说，土肥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挟持溥仪离津，东北复辟空气顿时浓厚，但十几天过去了，依然没有消息。土肥原预备了龙旗、龙袍，打算于11月15日在沈阳让溥仪登场。不料溥仪与日本人产生分歧，终至复辟不成，溥仪的皇帝迷梦成为泡影，日本人的傀儡计谋也随之落空。那么溥仪与日本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有从辽宁回天津的人透露说，溥仪一离开天津，土肥原即派人至辽宁、吉林各地，愿以巨资收买当地老百姓，让他们出面“请求”溥仪登基，并于15日长跪迎驾。但纵使日本人出再多的金钱，各地民众也不愿勉强出头。虽然也有为了金钱前往者，但终究是极少数，不足以为溥仪捧场。于是，此项把戏遂无法变出。另外，当日本人让溥仪登基时，郑孝胥即代表溥仪向日本人提出“不为朝鲜第二、必须各国承认”等条件。这让日本人极为难堪，他们岂肯答应！复辟未成，溥仪被日本人监禁，失去自由的他整日焦躁不安，郑孝胥也因复辟无望而大发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