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什么决定了子孙的“成功”？美教授揭开社会地位流动的两个秘密因素( 二 ) 钱钟书|达尔文|家族|教授

为了证明这一社会流动现象的广泛性，克拉克教授选取了极具代表性的瑞典，英国、美国，甚至亚洲国家印度、中国、日本等，并且跟踪了上百年的历史数据。
而且克拉克教授的研究方法也比较“奇特”，他选取了不同社会中的精英姓氏，以三十年为一代，追踪了这些显赫姓氏在三百年到五百年之间的社会地位变化。
比如他选取了瑞典历史数据中的医生、律师、大学生、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在这四类中挑选了可以代表高社会地位的姓氏；而在中国，他选取了清代进士名录中的“精英十三姓氏”，来对比这些精英家族跟普通姓氏（家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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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你属不属于精英十三姓氏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的祖先在三百年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孙后代的成功，那“躺平”的人岂不是会越来越多？
大概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这个结论，克拉克教授也直言了自己研究的不足（或差异）。
那就是他能找到的精英家族的数据是非常有限的，只能占总人口的0.5%-8%，因此克拉克教授也一再强调，他做研究的目的无意于讨论“真假”、“对错”，在历史研究中没有“绝对的真实”.
而数据反应的也是一种“相对”，毕竟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经常有一种被“数据”平均的错觉（人均收入达标了吗？年终奖符合人均数据吗？）。
克拉克教授是想通过结论，探讨社会地位变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这对普通人更具借鉴意义。
一、什么影响了社会地位的流动？
要谈论社会地位流动的影响因素，克拉克教授告诉我们要先厘清什么是“社会地位” 。
很多人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肉眼可见的，住房、车辆、收入、职位、教育水平，综合起来就可以“估算”他处于社会的什么地位。
然而并非如此，用克拉克教授的话来说，这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型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其“基因型社会地位”，这个是隐性的、潜藏的，不容易被人看到的根本社会地位。
这就好比如果一个人的父母是大学教授，这种深层潜藏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受教育水平？这些隐藏的“基因型社会地位”才是更值得探讨的。
在“基因型社会地位”中，智商和基因遗传不在探讨范围之内，而是指在家庭关系中形成的家庭环境、文化环境中。
克拉克教授指出了能够代表“基因型社会地位”的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家庭或家族内的教育（主要出现在讨论中国社会的章节），另一个是婚姻。
1、为什么只有“富不过三代”，而没有“文不过三代”？
家庭教育作为“基因型社会地位”的表现，可以体现在教育资源和文化遗产两方面。
比如，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克拉克教授指出，如果一个人的“表现型社会地位”是出身于贫困家庭，但他却拥有一个显赫姓氏的大家族（有着优质教育资源和高社会地位），那这个人有很大可能通过其“基因型社会地位”而改变自己的“表现型社会地位” 。
因为在晚清民国时期，名门大族设置专门的族学供同姓子弟接受基础教育，同时有专门的族田给同姓子弟用于教育支出。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童年时期每个月能领到宗族分发的五块钱“膏火费”，也就是读书时要用到的蜡烛、灯油钱。
如果说“族田”“族学”这些教育资源还算是具象的，那家族或家庭中的“文化遗产”则是一种更为隐形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