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什么决定了子孙的“成功”？美教授揭开社会地位流动的两个秘密因素( 三 ) 钱钟书|达尔文|家族|教授

先来说家族的文化遗产。中国家族有着重视“文教”的传统，无论是前面提到的无锡许家（许凤藻、许倬云）、无锡钱家（钱基博、钱钟书）、海宁查氏（金庸家族），都秉持着“诗书之家”的家学渊源。
也就是说，每一个后代都必须以读书受教育作为维持家庭地位的主要方式。同姓子弟均能通过科举取士的概率极低，但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能取得举人资格，那整个同姓家族的教育资源和社会地位就可以延续下去。
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是“富不过三代”，却从没人提出过“文不过三代” 。
比如许倬云所在的许家，在无锡的开坛始祖最高职位曾到湖南巡抚（1764年），到许倬云出生的1930年，按30年一代来算，经过了5-6代人。
虽然在五代人的发展中并没有取得大的成就，但每一代人都秉持“读书传家”的家风，直到许倬云的父亲许凤藻成为海军将领以及海关监督，才又达到家族地位的一个高峰。
除了家族的文化遗产，在更小的家庭范围内，家学的渊源对子女的影响更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种说法是很有依据的。
许倬云日后成为历史学家，深受童年时期父亲的影响。抗战时期的重庆，许倬云和父亲每天听BBC的新闻，里面有提到关于欧洲和中国战场的报道之后，父亲就会在地图上标出来，并且从战争的角度来分析给许倬云听，而父亲书架上的历史书也成为许倬云最早的读物，因此，对于他来说，“父亲不仅是父亲，也是我的老师。”
家学的影响对子代来说不是“大张旗鼓”显而易见，而是“润物无声”的滋养，作为信念、精神、文化遗产在代际之间流传下去。为什么“合适的配偶”不是车与房，而是看祖辈？
2、为什么“合适的配偶”主要看祖辈？
除了教育之外，好的婚姻对于维持或提升社会地位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
克拉克教授认为，“适合的配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门当户对”，即“表现型社会地位”的匹配，而是要深入分析“基因型社会地位” 。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小A现在有两个看上去很合适的结婚对象，在同等情况下（学历、家庭状况、收入等），其中一人拥有全国三大姓氏之一，另一人拥有精英十三姓氏之一，小A选择哪个更有利于其社会地位呢？
如果让克拉克教授来做建议，他会认为拥有精英十三姓氏之一的人是更为“合适的配偶”，当然这是从社会地位的维持和上升（而不是下降）这个角度来看。
换句话说，从婚姻的角度来分析“基因型社会地位”，不仅要看本人，还要从其全家乃至全族去看。不光看TA爸妈、兄弟姐妹，还要看TA的堂表亲，甚至祖父母、曾祖父母等等。一旦TA的亲属关系中出现过高社会地位的存在，也暗示着TA在未来达成高社会地位的高可能性。
其实中国传统的精英家族“深谙其道” 。
许倬云在回忆录中提到，无锡的许、华、孙、钱等几大家族都有联姻的习俗——“结老亲” 。
“结老亲”不是从财富角度来看是否匹配，而是作为文人大家族，大量成功的祖先进一步增加了子孙获得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
在这里，我还想延伸说一下“基因型社会地位”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晚清民国时期，受现代新思潮的影响，长三角地区大家族往往开风气之先，办实业、兴新学，许多开明的大家长不仅让女儿从缠足的梦魇中解脱，而且让她们上女校，接受中西教育。
比如在《合肥四姐妹》一书中，讲述了合肥书香世家张家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发展。
重点在张元和、张充和、张兆和、张允和四姐妹身上，她们在传统大家庭的文化“熏染”中，不仅接受了新式教育，还习得了传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