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家园互动渠道更有效？

虽然我们提供了那么多不同的渠道，但我们怎么知道到底是哪一种方法见效了呢？这就是我们又一次不得不求助于数据库的原因了。
就象前面解释过的，每次有什么活动（比如家庭聚会），我们就会做一份出席的记录，而这一记录又被我们加入了卡片索引系统。我们还记录下家庭/学校微型出版物或像带是什么时候被交换的。在这个卡片索引系统的基础上，我们又为每个家庭小组建立了跟踪数据表。这每周都会被更新，我们就能从中粗略地看出谁常参加活动以及什么活动最吸引人。
第一年通过这么做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并没有很多父亲或男性看护人愿意直接地介入。于是我们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问他们为什么不想参与我们。
看来那些我们想拉扯进来的父亲们要我们给他们一个加入的理由。所有与我们有过对话的父亲都说他们当然会参加孩子在小学里的家长会“因为这对他们的学习很重要”，但至于幼儿园的，则是另外一回事。父亲们都不想与别人“分享孩子的学习情况”或喝上一杯茶或咖啡。而这恰恰是我们极力推荐的。这些父亲极想被人认可他们能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和别人做的不一样。
直到现在，当我们宣传我们的小组或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寄一封信或是明信片给那些来接送孩子的人。我们决定每个家庭送两封信/明信片，一封我们会直接寄给父亲/男性看护者——如果他拥有PR的话，另一封我们则亲手交给来幼儿园接孩子的人——那人通常会是母亲。
另外我们决定要做的是对信的内容加以区别——哪些能吸引母亲，哪些能吸引父亲/男性看护者。对于给母亲的信我们往往更随意——邀请她们来“聊聊天并且喝一杯咖啡”或者“分享分享想法” 。而对于给男人的信，我们则加入更多实实在在的有关于我们成果的信息，这样似乎更能符合男性传统的价值观念。
我们包含了类似于“男孩们正在取得进步…”这样的内容。
这项举措被证明是成功的，而且我们现在为某些事情做宣传的时候，总是能够把人区别对待；并将信息直接送往那些拥有PR的父亲们手中。

一衣带水的同胞情，异曲同工的人文观
为什么有的父母不愿意介入？

事后我们才明白，在PICL研究项目启动之后，我们的预期并不准确。我们原来以为我们能让所有的家庭都介入，然而现在看来还差得很远。我们猜测阻碍我们的因素可能会是：
婚姻状况
父母的就业情况
语言障碍
家庭压力
孩子在幼儿园里是否待过一到二年
父母是否早先有孩子在幼儿园里
父母显见的对任何外来形式干涉的敌意
父母自身的受教育程度
家庭工作者（保育员）的个性
家庭生活中的变化（生病/怀孕）
孩子是否有特殊需要或家中的其他孩子有否特殊需要。
我们于是又一次回到了我们面谈的时刻表上——很显然许多家庭正经历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我们由数据库中得出的结论如下：
有两个家庭，父母都起早到晚的工作，为的是能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两个例子中，都涉及了一个价值关念的转变问题，即他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到CORBY以外的临近的村镇学校去读书
在一个家庭中，父亲的工作是长途卡车司机；在另四个家庭中，父母的工作时间就更长了（有一个父亲做了三份工作）
这些家庭中，每9个家庭当中有5个家庭的孩子只在幼儿园待过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