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趋势及政策应对( 四 )

需求价格弹性导致价格上涨“非线性”
供应收紧时，价格的需求弹性快速上升，导致价格上升“非线性” ，这也是价格快速上升的理论解释之一。价格上涨必须有需求，这是符合直觉的，但需求和供给是如何交互作用的呢？这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举例来说，当需求上升1% ，当供应十分充足时，价格可能只会上升0.1%；而如果供应十分紧张，那么1%的新增需求可能带来10%的价格上升，并引发存货积累、趋势投机等力量。这就是供应发生作用的机制，即随着市场供应的逐步收紧，价格对需求的弹性在快速增长，需求每上升一点，价格上升幅度则要大得多。
从弹性的角度来考察过去的数据，我们发现，商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总体上的需求弹性是不断上升的。2015、2016年有着非常急速的上升，反映了供给侧改革的影响，而此轮涨价中，价格弹性的上升迄今仅低于2016年，基础商品价格的弹性似乎比当时更大，这反映了供给收缩情况下价格弹性的变化。
广泛工业品的价格，我个人认为需求的影响大概占三分之二，供应影响大约占三分之一，而如果只看基础商品的话，也许要倒过来，即供应的影响是主要的，需求端的影响是相对次要的。
PPI到CPI传导机制的失效
有待深入探究
我同意两位演讲人对于CPI的看法，这轮商品价格的上升对CPI能够产生的影响是比较微弱且十分有限的。
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消费较弱，且猪肉处于下行周期当中；另一部分原因是，虽然商品价格会通过成本影响到建筑、建材、家具、装修乃至家用电器等领域，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些领域价格黏性大，价格波动小，商品成本占比低，因此CPI不会出现较大波动。
从历史数据来观察，从1980年代至2013年期间， PPI的上升总会迅速传导为CPI大幅上升。
从现象上看，这是因为PPI的上升大幅推动了食品包括猪肉价格的上升；但是PPI的上升推动食品和猪肉价格的上升，并不是因为成本上升，毕竟养猪成本和种地成本并没有因为PPI上升而有那么大的变化。
从历史数据来看，存在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由于PPI的上升在农户生产部门触发了强烈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预期推动了存货的重建行为，这一重建推动了食品价格快速上升，进而构成从PPI到CPI的传导，这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反复发生作用的传导机制。
但是2015年之后，这一机制似乎断裂了。2015至2017这几年间， PPI快速上涨过程之中， CPI的反应很弱，猪肉价格和食品价格的反应也是很弱的。
在当前这一轮价格上涨中，如果我们参照2012年之前的情况，那么食品和猪肉的价格就会有非常大的潜在上升压力；而如果我们参照2015年和2016年的情况，那么猪肉和食品的价格就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到底应该参照哪一段历史，因为我们并没有深入了解PPI至CPI的深层传导机制发生的断裂。
我倾向于相信，在这一轮价格上涨中， CPI不会出现较大问题。但在2012年之前的30多年时间里反复稳定运行的机制为什么会在2015年、2016年突然断裂和消失，在这里仍然留下一个小小的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