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治疗多少疾控病( 四 )


⑶ 衰竭性应激反应
当应激原刺激强度超出机体自组织可补偿性调整范围时,机体失去了动员深层次资源进行补偿的机会,使机体直接进入衰竭状态 。
这是一种有可能致命的应激反应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过强或过于频繁的应激原刺激,将会使机体适应能力耗竭(过度消耗机体内的有序能),表现为肾上腺皮质激素持续升高,机体内环境失衡,造成新的内部应激原,从而促进了稳态系统向整体失调、失稳方向发展 。
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变化与生活理化环境恶化相当于持续发生的应激原(stressor),而包括病理性重构在内的整体失调状态,则是机体过度应激反应的后果 。在持续应激反应所引发的整体失调基础上,再结合机体本身的“遗传因素”条件,于是机体便表达为各类慢性病 。这就是呈现为井喷态势的现代文明病(慢性病)的发生过程,也说明各类慢性病确实是机体整体失调状态的局部体现 。
通过对慢性病发生过程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①现代文明病是整体失调状态的局部体现,说明整体失调状态的形成是发生各类慢性病的根本原因,或称形成各类慢性病的必要条件 。②机体在整体失调状态下究竟会发生哪一类慢性病,则与多种因素,特别是“遗传因素”有关 。因此“遗传因素”在各类慢性病形成中起“充分条件”作用 。
③各类慢性病只有在“整体身心失调”与“遗传因素”两项条件同时存在时才能满足发生各类慢性病条件,即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这其中“遗传因素”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存在的,是不可改变的,而“整体身心失调”状态是后天的,是可改变的 。这说明,抓住“整体身心失调”状态的预防和调整是预防和祛除慢性病唯一可行的途径,见图2 。
图2 慢性病发生框图
3.3 应对慢性病的“人类健康工程”
⑴ 两种对待慢性病的途径
为控制和治疗慢性病,大致上有两种途径:
一是以慢性病的诊断和治疗为主要努力方向的疾病诊治模式;二是以切断超负荷应激原、变身心失调状态为协调状态,重建自组织功能的健康工程模式,见图3 。
图3 对待慢性病的两种途径
以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为主要目标的疾病诊治模式实际上是现代西方医学方式 。
这一模式在控制流传千余年的传染病方面是有贡献的,因此在20世纪的上半叶,有了长足发展,成为主宰世界的主流医学 。但自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逐渐质疑这种医学模式对待现代文明病的实际效果 。
当今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威胁主要来自诸如心、脑、肺、血管疾病,癌症,以及老年性退行性变化引起的NCD 。以癌症为例,10年来全球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了22% 。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表明,虽然生命科学已深入到分子、亚分子层次,人类基因组测序已完成,蛋白质组学、结构生物学、基因工程药物和基因治疗技术乃至系统生物学等正在迅速发展,投入空前巨大(尼克松的“向癌症宣战”计划投入651亿美元) 。
但对NCD的控制和疗效,效果甚微 。这种将解决NCD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遗传因素”分子、基因层面上的先验假想在逻辑上存在问题 。有人曾对9万个双胞胎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结果表明,即使同卵双胞胎,同时患癌症的概率也仅为3% 。这表明,除了少数罕见的遗传病外,对NCD来说,基因组不是决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的要素,而整体失调、失稳状态才是发生各类NCD的基本条件 。
疾病诊治模式不仅在对待NCD的效果上存在逻辑问题,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以及医学本身带来巨大影响 。
1996年,世界银行副行长卡基在一份有关中国医疗问题报告中称:“展望未来,前景令人十分担忧 。倘若中国的卫生保健模式不进行重大变革,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有可能(医疗费用)高达GDP的25%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承受这样的负担” 。这就是说,这种疾病模式继续发展下去还会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