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冷兵器时代古典战车发展史

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战车出土于殷墟，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3 世纪至公元前11 世纪的殷商晚期。出土的商代车辆车厢高度为0.5 米，轮径为1.2—1.5 米；独辕，有直衡和弯衡两种，在衡两端上缚轭，用来驾马；方形车厢，车厢面积约为1.8 平方米，门大多开于车后。另外，车马坑中车队全部为一车两马形制，并且有大量的兵器做随葬品，如铜质、骨质的戈、刀、镞等。由此可见出土的这些车辆是战车，并且在殷商时代，用于驱动战车的马匹数量为两匹。在殷墟以外，于殷商时期的方国地出土的车马亦皆为一车两马。这说明在殷商晚期，马车已在商人的统治地区传播开来，并作为战争工具投入了使用。
根据对随葬人员的分析，在殷商晚期的战车作战中，一辆战车的人员配置基本为二人和三人。但是从随葬的兵器数量分析，一驾两士的可能性不大，一驾三士当为主流。根据随葬兵器的位置，战车上的三人中，居中者为御手；居右者当为持戈的武士，承担肉搏任务；而居左的武士当为射手，持弓，同时配有近战用的戈。根据墓葬考古，商代战车还配备有二十五名左右的徒步士兵。
（上图）中国殷墟车马坑
史料中不乏关于商人大量使用战车作战的记载，如《淮南子》中的商汤以战车三百辆在南巢与夏桀展开大战等记载。根据考古发现，殷商战车应该以五辆、二十五辆、一百辆、三百辆为编制级别。
总之，在中国刚出现战车的殷商晚期，战车的人员配置和装备较为完善，这也为后来周代的战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战车相较于步兵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在战场上，战车的运用并不多，由此可以推测出当时的战车成本较高，多是作为“撒手锏”和“奇兵”而存在的。
殷墟发掘出的战车在结构上与在两河流域、高加索、埃及和欧亚草原发现的战车遗迹相似点颇多，而且如此大量的战车突然在商代晚期出现，可以推出我国战车外来的可能性极大。
（上图）西周车马坑
周代，中国进入了大规模使用战车的时代。在此期间，为了满足日益迫切的军事需求，战车的配置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首先是战车的挽马数，根据现有文献来看，时人及后人多记载为“战马四匹” 。如《诗经》中的“驷骐翼翼”“四牡业业”、《左传》中的“驷介百乘”等。但是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沿袭殷商一车二马配置的战车依然存在。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逐渐扩大，战车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以战斗型车辆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战车的车厢增大为广1.4—1.6 米，进深1.1 米或1.2 米。殷商和西周时期的战车车厢过于狭小，因此车上的军士只能紧紧背靠背来战斗，战斗空间很小。春秋战国时期车厢的扩大，使得战士在车上不会过于拥挤，活动空间变大，便于和敌方战斗。另外，当时战车的车辕较殷商时期增长了数十至一百厘米，长辕易于平稳，较为省力；轮辐增多，辐多则轮坚。这反映了制轮工艺的提高和重型战车的发展方向。
与殷商时期战车作为“奇兵”作战不同，春秋时期车战规模扩大，车战很快成了主流的战争形式。如公元前632 年晋、楚之间的城濮之战，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一次性就出动了战车七百辆；公元前607年，郑、宋的大棘之战中，郑国一次就俘虏了宋国战车四百六十辆。春秋晚期，中国的战车规模达到了一个顶峰，晋国战车数量达到了惊人的四千辆。然而到了战国时期，虽然战车仍然在不断发展，战车的规模仍在扩大，但是战车在战场上的作用和地位却在迅速降低。这要归咎于战车本身的局限性。战车虽然是陆战的利器，冲击性、机动性强于步兵，但是其本身的问题却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