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解梦荣格解梦是在哪年( 四 )

大概荣格是承接了弗洛伊德有关“象征”的说法，而他也是特别看重象征的，因为，他认为：自性（Self）必然通过象征表现出来，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其表现。但是荣格的象征又与弗洛伊德的有所不同，荣格所言及的象征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的，更具独特性和差异性。比如，同样是解梦，梦里出现了蛇这个意象，弗洛伊德就会单纯地往“性”方面去考量，这是一种由此及彼的线性思维；而荣格的解梦会打破这种线性思维，会就一些文化向提供梦的人做一些询问，他想知道的是，同样是蛇这个意象，在他的文化语境里，是代表着什么含义。这其实是多样性、发散性的。在西方《圣经》里关于蛇，大体是充满诱惑和邪恶的象征。在希腊神话里，蛇也是被当作丑陋、恐怖，不受人欢迎的角色出现的。东方的故事里，对蛇的感情却是复杂的，“抟土造人”的女娲下半身就是蛇的造型，这似乎包含着原始人类对神秘力量的尊崇；而刘邦“斩蛇起义”，蛇被化作为帝身，借此宣示了“君权神授”，而蛇又被当作天上龙的替身，意味着权力和隐藏的力量；当然，最为中国百姓熟知的就是“白蛇传”的故事，尤其是影视作品的再加工后的演绎，蛇又被有了报恩和凄美爱情的美丽意境。因此，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其象征物的内涵的不同，荣格就会针对提供梦的人对做梦内容的描述，给出适合于他的特定的象征内涵，然后便能找出他的原型内容，并让自我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部分相通，进而治愈人的症状。
另外要说的是“象征”的英文单词symbol，也有“符号”的意思，也就是说，荣格所说的原型象征并不仅是指具体的事物，它也包括更多的具有文化的符号和图案。如他最令人啧啧称道的“曼陀罗”，就是包容着许多符号特征的图形。后来，荣格接受了卫礼贤带去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汉字有过一定的研究，而且在他的一些重要场所的石碑上，就刻有了中国汉字或是他自创的一些文字图案，这些其实也是一种符号。在每一个中国汉字的背后，都寓含着一定的文化深意，这正是荣格感兴趣的地方，也是他对中国文化深深吸引的缘故。
杜艾文教授从他文化心理学的领域讲解荣格心理学，他是喜爱着荣格的，言谈举止中无不在透露着对荣格灵性的部分和非理性思想的推崇。如他曾跟王学富博士说起，他想要删除掉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研读博士的经历，这自然不是说斯坦福大学不好，也不是他出于自身的傲慢，他的意思是更希望自己科学思维的部分能够减弱些，而非理性、直觉的部分能够更充盈些。可见，这种观念很符合荣格的理念，荣格曾经就《易经》卦象联想起苏格拉底，说其内在精灵曾劝他说：“你应该多些音乐。”于是，苏格拉底开始演习长笛。同样，杜艾文教授也谈起，他在年事已高之际，又重新拾起年少时拉奏过的小提琴，尽管拉起来的声音“吱吱呀呀”非常难听，但他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认为这可以与他过去的经验相接通。
学习心理学的人，常会孜孜不倦地追逐着国外的思想和理论，就像我们在苦苦地钻研荣格的学派，熟不知荣格心理学的理念却深深地源自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这正是“临渊”而“羡鱼”了。杜艾文教授在讲解荣格心理学时，曾几次三番地提醒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的确也是这样的，荣格相识了德国的汉学大师、儒家信仰者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荣格从卫礼贤那里接触到了中国文化，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毕其一生沉醉于其中。我们可以从他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中窥出端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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