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掉入外卖陷阱

“顾客即上帝”，是消费社会中最让人习以为常的一句标语，你我从来都待在“上帝”的语境里深信不疑。
然而，周濂始终觉得这句话很奇怪。
“如果顾客是上帝，那上帝本应该是爱人的。” 在他看来，当下的顾客更像是“主人” 。这句美化的口号把消费者抬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们通常对于服务人员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关爱，只要求被服务。
“顾客大概是旧约的上帝，而不是新约的上帝，是那个随时会发怒、随时会惩罚的上帝。”
作为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这类思考是周濂日常的自我修养。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同时，他有时也会因一些金句而进入公众视野，就像当年那本《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许多人听过这个书名，却不见得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
当外卖骑手与算法的矛盾掀起舆论浪潮之时，我跟周濂约了访谈，请他聊一聊对该社会现象的观察。周濂依旧犀利，他认为——当下人们对于时间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但是拼命节省时间以后，多数人并没有能力好好利用这些时间，也不过再以另一种方式浪费掉它。
所以终极问题仍然是，人应该如何生活？也许问题从来没有答案，生活只有无边困境。
算法不相信偶然
互联网经济时代，周濂将算法比喻成“放大器”：“大数据、算法给服务人员带来的压迫，放大了‘顾客即上帝’这种扭曲的关系。”
以外卖为例，算法得出的配送时间是趋近于理想状态下的人类极限，它基本忽略了各种偶然因素，比如下雨、堵车、骑手生病或车子故障，尽管系统有时会因为暴雨增加几分钟时间聊表“善意”，但多数的偶然因素都不会被算法考虑在内。
这就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特别强调的偶然性问题，周濂解释，各种偶然性，无论是命运的偶然性、社会的偶然性或自然的偶然性，都会对个体的一生产生巨大影响。罗尔斯所谓的正义，就是要尽可能地降低、削弱、减少甚至消除这些偶然性对于人的影响。
因此“不计偶然性”特别违反正义原则，他说：“目前这个算法是非人化的，根据理想环境测算出了所谓的人类极限时间，它完全把人当机器来对待了。”从资方角度来看，平台考虑到对顾客的服务，同行业的竞争，于是设计出一套算法，对骑手有各种各样压倒性的要求，而且不考虑你的任何特殊性，这是个统一的刻板化的，或者说经过算法给定的东西，每个人都被这些绝对命令挤压着。
同时，外卖系统需要多方合作。餐馆如果接单太多，菜就出得慢，那留给骑手的时间将更加压缩。但顾客也在系统中，他对时间又有苛刻的要求。因此，外卖系统假定每个环节都是理想状态，才能达到用户期待的送达时间，这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容不下一点误差。在整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中，只要一方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连锁反应。
“关键是导致连锁反应之后，谁来承担责任，目前看来主要把责任转嫁到了骑手身上，这是第二重的不公平。” 周濂指出了劳资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他叹气道：“很遗憾，外卖骑手在所有环节中是最容易被替换的。”
这是多方契约，当然守信的契约精神是重要的，但各方又是否基于一种公开透明平等的身份订立了契约。比如，无论饿了么还是美团，他们承诺顾客的多少分钟抵达，参与契约的不只是顾客、商家和平台，还包括骑手。周濂质疑：“订立一个契约，却让完全没有议价能力且被迫接受契约的骑手来遵守契约并且承担后果，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当被问及这样的现状当下是否有出路时，他表示：曾经福特公司为了反对成立工会而跟美国政府斗争很多年，最后福特还是示弱了。自从有了工会之后，劳资双方之间就平等得多，但前提是工会要承担起它的责任。不过，骑手也有自己的利益驱动，在零工经济的模式下，很多服务人员宁可多派单多挣钱，倾向于低权利高收益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