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吗？

金融其实很简单
上次谈完万宝之争，不禁让我们问：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是否水土不服呢？如果不服，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之前说到，如果不能完善现代公司制度、建立非人格化的公司治理架构，在独生子女的环境下，民营企业的持久前景会打很大折扣。这一点是投资者和创业者都应该认识到的。
那么，职业经理人市场怎么就难以建立呢？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在1860年代开启洋务运动。但是，为了学西方工业技术、洋炮洋舰，就需要大量资金，可是资金从哪里来呢？就如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谈到， “公司不举……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当时的改革派盛宣怀、张之洞、李鸿章等都意识到：要做洋务就必需广泛融资，就必需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发行股票。
公司进入中国的早期经历
那么，在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公司制度后，实际经历又如何呢？第一家华人现代公司——轮船招商局是1872年成立的，当初也发行过股票。七十来年后，到1940年代，中国，特别是上海已经有一些股份有限公司。但总体而言，不仅这些公司还相当的人格化——比如南通张蹇的大生纱厂、上海荣氏企业很难说是独立于创始人的法人——而且在广泛范围内，商业组织仍然以传统家族企业为主。
费孝通、张之毅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云南三村》中，讲到云南玉溪1943年的情况。他们发现，在那时，玉溪旧有富商基本都走向衰败：
“文兴祥家的衰败情况：本人已于1942年死去，其两个儿子已分家，均在家闲着。因无人手经营及洋纱缺货，洋纱号已停业。……冯祥家的衰败情况：本人已于1942年死去，死后家里兄弟七人分成七份，每家分得四十亩田，洋纱一包（值三万多元， 1942年时价），铺面二间三层。洋纱号停业。……潘小臣家的衰败情况：本人已死了几年，家里留下妾一、子三、女一。大子二十五岁已结婚， ……常好赌钱。儿子仍在中学念书， ……铁矿请老家人照顾着，勉强维持局面。”
两位作者总结道， “我们看过以上玉溪四户富商之家的衰败情况后，最深刻印象是像文兴祥、冯祥这两位本人兴家的人一死去，商号即因无人经营而停业……由于本人在世经营商业时，家中兄弟子女等家人，几乎都是闲散过活，并多有烟、赌等不良嗜好，以致家人中没有一个成器的，所以本人一死，一家即后继无人。”
费孝通、张之毅两先生调查到的情况不是特例，而是到民国后期仍然为普遍现象，甚至到今天仍然是“富不过三代” 。
为什么文兴祥、冯祥这些创业者没有将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引进外部化的治理结构、培养“接班人”呢？他们的企业管理显然没有程序化、非人格化，为什么除了自己的亲属外不能在更广泛范围内招募职业经理人呢？
与此相关的是实物资产的产权化。
在云南玉溪，如果产权跟实物本身可以独立地存在、交易的话，那么，即使冯祥死了，也用不着让企业关门并将洋纱厂的物理财产拆分成7份，给每个兄弟一份，而是可以将其产权分成7股，并同时让企业本身继续运作。但这样处理的话，又意味着至少6位兄弟只能是不参与运营决策的被动股东，那么，这些被动股东又怎么对掌门的兄弟放心呢？如果出了问题，他们靠什么手段维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