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动的年轻人，跑去冻卵了( 二 )

技术不是万能的，但多创造一点自由和选择是它的价值所在。
“把这条路走一遍，做成‘旅游攻略’提供给其他单身女性”
徐枣枣 1988年自媒体人
我是独生女。大概四五年前，从徐静蕾（冻卵）的新闻里知道了这项技术。真正想去冻卵是在2018年，那时候我可能有了所谓的“29岁危机”——身体方面，好像不好好坚持健身就容易长胖；职业上，我得到了一个小的晋升，能在更广阔的平台做想做的事，有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感觉；感情上，刚结束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亲密关系。
感觉一切有很多可能性，但是很多事情你又控制不了。但我想应该有一些是我能掌控得了的，尤其是冻卵。我倒不是觉得我100%会生孩子，或者我特别害怕做大龄产妇。但冻卵能保留我生育的选择权，也是我对自己身体的一种处置权。开始有了这方面的想法，我就想要不要试一试（冻卵）。
我前期做了一些咨询，发现大家都是模糊地知道国内冻不了，但到底为什么或者谁真的去试了被拒绝的没有听说过。就好像坊间传闻一样。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把这条路走一遍，最后做成“旅游攻略”一样的东西提供给其他的单身女性。
我初诊和复诊都去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医生说医院因为政策原因，不能向单身女性提供人工生殖辅助技术，之前冻卵的先例都是已婚，或者是患者罹患癌症需要保存卵巢功能。但她并没有从政策的角度做太多的解释，就开始劝我说，你这个年纪，生孩子是最重要的，你最要紧的事就是把结婚证领了，不要想（冻卵）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希望得到比较专业的医疗服务，但却得到了人生建议，那种感觉似曾相识——作为大龄单身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已经得到不少催婚催生的建议了，为什么我来公立医院就诊，还是这样？我觉得有点讽刺并且不太舒服，但这种不舒服没有一个直接的出口。因为医生的态度非常友善，她像热心大姐一样劝我。我能感受到她的出发点是为我好，但我觉得自己的个人选择权和空间在被侵犯。
在整个生殖科就医的过程中，我感觉到环境对于单身女性生育不是那么友好。我周围的人要不是夫妻团，要不就是父母带着女儿。我很像是个闯入者，格格不入。首先因为我（的身份）和他们都不一样，其次是我的诉求并没有很好被听到或者正式去对待。另外，我还在就诊时，其他患者就比较着急催促，好像他们更有资格在这里做检查，而我提出想冻卵的需求是很可笑或者荒谬的。后来我才想明白，这是一种被歧视的感觉。
之所以要告医院，我的第一目的就是想通过国内比较正规安全可靠的渠道去冻卵。我认为在国内开放（单身女性冻卵）可能是早晚的事，但我的卵子不知道能不能等。男性能出于生育保险的目的去冻精子，并且不要求已婚，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女性冻卵）需要结婚证的这条规定拿掉。
立案的过程并不顺利，去年9月30号以“侵害一般人格权”立案成功。这是民法中的权利，它包含生育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选择生育方式的权利。从法律的角度看，没有任何明规定说不允许单身女性享受人工生殖辅助技术。医院所说的政策法规，是对技术的管理规范而不用于管理个人。这是比较矛盾的一点，医院不能提供不代表单身女性不能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