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太初二年实施的“七科谪”实际上就是沿着秦朝的故辙在前进 。因为当时的具体的情况是:
贰师将军李广利在一年前率领属国骑兵六千、郡国恶少年数万人远征大宛,沿途遭遇西域各邦坚壁清野的抵抗,推进非常艰难 。李广利向汉武帝报告,以兵少道远为辞,请求朝廷增派援军,再议攻取之计 。
不幸到了太初二年夏天,浚稽将军赵破奴又为匈奴所败,覆亡两万骑兵 。对匈奴和大宛的两线失利让汉朝的兵力捉襟见肘,朝廷大臣多数主张放弃攻宛,专力应对危险的匈奴 。
但汉武帝担心撤回李广利的远征军将极大折损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威信,同时也将使他获取大宛良马的计划化为泡影,于是粗暴地压制了朝中的反对意见,以“七科谪”的方式竭泽而渔,增发戍卒前往援助李广利,而结果呢,司马迁说“天下骚然”(《史记·大宛列传》) 。
政府就算竭泽而渔,也不可能毫无限度地滥用民力 。总有这么一个临界点,一旦超过,不堪重负的百姓便会激而生变 。而秦朝跨过这个临界点的标志,在晁错看来正是“征闾左” 。
汉武帝的“七科谪”将谪戍范围扩大到祖父母曾为商民者为止,已经是走到悬崖边儿上了 。所以晚年他颁下《轮台罪己诏》,检讨自己好大喜功、横征暴敛的过失,将西汉政治重新带回禁苛暴、力本农的正确轨道 。
可覆亡的秦朝却走向了与汉武帝相反的极端,在谪戍祖父母曾为商民者之后,又再度扩大征发范围,将“闾左”纳入其中 。
何为“闾左”?简单地说就是闾里平民 。因为秦俗尚右,闾里之左,居之不祥 。豪富人家自然不肯居住,只能委屈弱势的平民在此栖身了 。
当谪戍制度已经泛滥到随意征用闾里平民的程度,秦朝赖以立国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必将崩溃 。陈胜原先就是一个为人佣更的贫雇农,他被秦朝政府以谪戍的名义征集到大泽乡,并不是真的犯了逃籍或者别的什么罪行,而恰恰是秦朝政府横征暴敛作的孽 。
因此以“闾左”的身份来推断陈胜曾经有过逃亡经历,迁居于安徽,是无论如何站不住脚的 。
叁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斩木为兵,在泗州蕲县的草泽中迸出的那一丝火星,短短数月间便延烧成遍地狼烟 。蜂拥而起的义军一面像泥石流那样裹挟平民,反秦抗暴;一面也在摧城陷池的扩张中相互绞杀,相互吞噬 。
而最终能够从逐鹿群雄中脱颖而出者,往往是那些带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政治军事集团:项梁、项羽久客吴中,便部勒江东子弟以为最初的反秦骨干;沛公刘邦崛起淮泗,丰沛功臣集团自始至终被他倚为股肱;至于田儋,他号令三齐、逐鹿中原的资本几乎都来自田齐故地 。项羽王楚,刘邦王蜀,田儋王齐,都有各自倚重的乡土势力 。
那最早在陈县建号称王的那个陈胜呢?何方人物又会是他举义的中坚?一说到这个问题,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最初与陈胜在大泽乡起事的900戍卒 。这900人来自哪里呢?
以马道魁先生为首的部分研究者相信这900人中的大多数都来自地处安徽淮北的泗水郡:
从陈胜起义军队的骨干成员的籍贯来看,义军初起时的许多骨干都是安徽淮北地区的人,如符离(今安徽省宿县符离镇)葛婴、朱鸡石,铚(今安徽潍溪县临涣集)人伍徐、宋留、董绁等 。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九百戍卒是在安徽淮北地区泗水郡一带征发的 。(中略)从九百戍卒征发的范围来看,不可能是由数郡征发集中,而是来自泗水郡南部地区 。——《陈胜里籍与“张楚”国号辨正》900戍卒尽出泗水——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史记·陈涉世家》中的这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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