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乳|奶粉VS母乳：母亲喂奶有“成本”吗？( 四 ) 母乳喂养|婴儿|奶粉喂养|哺乳

▌共同负担哺育劳动
民国时期，社会舆论常对不哺乳的母亲严加谴责，称改哺牛乳的母亲为“道德的罪人” 。在要求母亲哺乳的同时，媒体中甚少提及哺乳的苦痛成本，但“涉及束胸、身体残障但仍强忍痛楚坚持授乳的故事，更被高度美化、歌颂” 。而事实上，即使价格高企，母亲需要外出工作的家庭也会购买奶粉等牛乳制品；当母亲不在孩子身边时，牛乳就承担了母职。研究中国奶粉史的《母乳与牛奶》一书中所举出的牛乳喂养实例，除了“有乳不哺”的上层摩登女性，也包括职业女性、女工群体。甚至革命流亡中的丁玲也购买牛乳喂养寄养在老家的孩子[10]。
母乳喂养在某些情境下、对于某些母亲而言，是一项成本过高、甚至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相较之下，奶粉哺育则能够替母亲分担“养育成本” 。这构成了选择奶粉哺育的重要原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奶粉企业得以经久不衰的社会基础。
哺乳与否，更不只是“妈妈”的选择。哺育下一代，非母亲一人的职责。倡导母乳喂养的核心应该在于：如何以多方力量，共同担负哺育劳动、支持哺乳母亲，以切实地分担母亲们的哺乳成本，积极寻求更加公正的哺育劳动分配。对奶粉广告的规范，是分担哺育中“认知成本”的必要举措。此外，社会还需要做什么呢？
在家庭里，实践母乳哺育时，母亲是授乳者，已经身为婴儿哺育中主要的“密集劳动力”，那么在家庭中，孩子的其他抚养人便应承担哺育劳动中的辅助工作，并实践对授乳者的照料劳动以支持母亲，而非将哺乳理解为母亲的职责和分内之事。
小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公平，也无法自外于更大的社会经济环境。
如果“打工人”缺乏产假，也不享有合理的工作时间，夫妻双方纵使再有心，也没有时间精力去进行母乳哺育。这个情况下，选择母乳，往往只能以女方在工作场所的后退为成本；若是如此，还会有多少女性想要，或者有办法选择母乳喂养呢？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指出，“虽然只有母亲才能给孩子喂食母乳，然而父亲、其他家庭成员以及雇主和整个社会必须为母亲提供支持，这样才能提升母乳喂养率。”《柳叶刀》杂志2016年发表的研究也显示，“如果能保证至少六个月的带薪产假，则有助于将纯母乳喂养率提高8.9%”[11] 。
如果母亲进行哺育劳动所付出的，不可转化为货币的成本无法得到社会的报偿，如果工作场所和公众场合还没有足够友善的育儿制度和哺育环境，母乳喂养对母亲而言便是一项成本巨大的事情。
综上所述，强调母乳喂养的前提，是母亲享有根据自身情况，协商哺育劳动分配、选择奶粉哺育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增进母乳喂养的可能性，则需要分担哺育劳动，降低压在哺乳母亲们身上活生生的成本。因此，伸张母乳喂养种种益处的同时，也需要引导改变的，是对哺育劳动的不平等分配——既要改变既有的母职观念，让男性共同承担劳动；也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由社会担当养育中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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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场所的哺乳室等设施是社会对母亲的重要支持。? 昆明世博园旅游区
生育和养育看似是无关宏旨的家事、日常生活的琐碎，却是绝对公共性的。正是人的生命的持续、对人类后代的再生产，构成了一切经济政治的基础，使得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存在下去。因此，全社会没有理由只从这些母亲的劳动中受益而将自身置之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