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长在菜市场里的“幼儿园”( 五 )


幼儿园|长在菜市场里的“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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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凤云在课堂上展示农作物
之所以强调乡土自然课 , 张燕说 , 这些流动儿童虽然来自农村 , 但回老家的次数很少 , 距离大自然已经很远了 。这里不教拼音、算数 , 不握笔练字 。有的家长也会焦虑 , “怎么不教点?”丁凤云说 , 家长认为学到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 比如留了多少作业、识了多少字 。她会跟家长解释 , 如果现在开始认字 , 教一些“死”的东西 , 孩子们思维容易固化 。就像一些大人 , 拿起绘本不会先去看画 , 看到的全是字 , 没有自己的想法 。分流2014年起 , 在北京就读公立小学需要集齐“五证” 。对于游戏小组的摊商家长来说 , 最难满足的便是在京居住证明和连续的社保缴纳证明 。同年 , 9月30日 , 四环市场贴出了一则公告 , 因为城市环境规划升级 , 市场将在一个月内被拆迁 。当时 , 多数的摊商父母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 , 何校长和肖校长一家人都相继甩完摊位的货离开了 。一些摊商父母仍竭力为孩子争取留在北京上学的机会 。游戏小组孩子陈一洲的母亲说 , 没有离开北京 , 是想“叫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 无法进公立小学 , 陈一洲最后去了打工子弟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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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商甩卖结束后离开
魏志红的女儿戴嘉嘉当时正在北京的公立小学读四年级 。之后 , 为了把女儿供到小学毕业 , 她先后去宾馆、徐悲鸿纪念馆打扫卫生 , 成了一个陪读妈妈 。那一届毕业的孩子里 , 丁老师的女儿杨光雨是最幸运的 。本来 , 丁老师因为条件不符合已经准备带孩子回河北老家读书 , 但在截止报名的最后一天里 , 她从京籍邻居那里借到了房产证 , 最后杨光雨顺利进入了公立小学读书 。这些是农民工父母为孩子作出的最大努力了 。之后 , 没几年 , 这一批孩子因为没有北京户口 , 无法在北京高考 , 还是在小学毕业前后离开了北京 。再往后看 , 这一批游戏小组的孩子 , 不论是直接回到了老家 , 还是留在北京读了几年书再回到老家 , 他们离开游戏小组的保护之后 , 很快都感知到了外部世界的差异性 , 接踵而至的是身份疼痛感 。这些隐秘的感受 , 孩子们很少向大人倾吐 。杨光雨先是进入北京公立小学读书 , 毕业后 , 又回到了老家 , 经历了双重生活 , 她的感受最为强烈 。在游戏小组 , 很多小朋友特别愿意亲近杨光雨 , 大人们都抱着一颗愿意为孩子好的心 , 杨光雨感受到了温暖 , 她形容 , 这是一种胜似亲人的关系 。进入小学后 , 班里几乎都是城市里的孩子 , 她初次有了金钱的概念 , 懂得什么叫做贫富差距 。在她的观察里 , 城市里的孩子有钱出去上补习班 , 学习也往往较好;班里的外地小孩下课会围在本地小孩身边 。这些发现刺痛着杨光雨 , 但是她没有把这些心事告诉母亲 , “因为我妈已经非常累了 , 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告诉她 。”在杨光雨的讲述里 , 小学六年的生活“不太幸福” , 她因为状态不好 , 基础没打好 。六年级这一年 , 她和父母商量后 , 决定一个人回河北小镇上初中 , 让父母继续留在北京打工 。和杨光雨不同的是 , 进入打工子弟小学读书的陈一洲 , 班里都是农民工的孩子 , 他没有身份上的差异感 , 他还因为成绩好 , 当上了班长 , 但是他同样难以适应新生活 。在那里 , 他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 , “那时候和谁都不熟 , 感觉自己很高冷 , 没有主动和别人说过话 。”2015年 , 为了提前回老家适应教材难度 , 在北京打拼了15年的陈一洲父母 , 决定带着儿子回到河北县城上学 。陈一洲说 , 自己一度不能接受离开北京的事实 , 回到老家后 , 情绪波动很大 , 可能因为学习压力变大 , 也可能是无法适应新环境 , “回到老家就是感觉自己在异地 。”他原本听话 , 这时起 , 总想和母亲反着来 , 母亲也觉得他在逆反 。陈一洲没有和父母说过自己不能适应老家的生活 , 他觉得父母不能理解他 。这些流动儿童在北京出生长大 , 老家的记忆是空白的 , 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就是北京人 , 突然中断生活回到老家 , 都经历了漫长的身份体认过程 。一年级的肖灿得知自己要离开北京 , 回老家上学时 , 她感到不解、奇怪 , “那时候我都在好奇 , 我到底是哪的?”转回福建县城老家上学之后 , 同学都好奇这个新转来的学生是哪来的 , 知道肖灿是从北京转回来后 , 同学都自然而然地把她当成北京人 。上课讲到了有关北京名胜古迹的课文 , 老师会请肖灿介绍一下北京到底是什么样的 。哪怕上了初中 , 同学听到她的北京口音 , 仍然会问 , “你是北京人吗?”身份上的错位感纠缠着她 , 她感觉自己不太一样 , 既不像北京人 , 又不像福建人 。这些流动儿童对北京有着特殊的情感 , 他们知道自己不属于北京 , 又对北京有着无法割断的依恋 。“北京更像家 , 不管(以后)做什么 , 至少能回北京 。”陈一洲说 。一时间 , 大量市场里的农民工回了老家 , 这意味着游戏小组将失去一大批孩子 , 为了应付房租 , 他们像民办幼儿园一样开始考虑招生的问题 , 每周的例会开始讨论怎么招收新的孩子 。志愿者带着小朋友去后海活动的时候 , 会带着宣传册 , 有人围观的话 , 就发给他们 。也是这一时期 , 一些认同游戏小组教育理念的北京家长把孩子送到了这里 , 现在这样的孩子超过一半 , 但整个游戏小组的孩子人数仍为历史最少 。试验田里的回响9月 , 在游戏小组的大院里 , 我见到了张燕 。她身型瘦小 , 齐耳短发 , 穿着一件素净的白衬衫 。小朋友们正在做活动 , 她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 , 看着孩子 , 目光柔和 。偶尔 , 她会起身拍下小家伙们跳跃时的身影 。活动的一个小时里 , 她和家长坐在一块 , 视线几乎没有离开过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