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道上的家|父母同享育儿假，能让父亲?更多参与育儿吗？(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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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代表“育”的托幼服务，与生育意愿密切相关。学者朱荟、陆杰华基于欧洲社会调查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家庭数据库的整合资料，探析欧洲15个国家的宏观家庭政策对微观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现金补贴、延长产假和育儿假等直接或间接强化家庭照顾子女责任的“家庭化”政策，托幼服务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有赖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介入，这种“去家庭化”方式赋予家庭更多育儿选择，弱化了家庭的照料责任，减轻了母亲的养育负担，因而产生了更为积极的生育效应。
换句话说，当前的生育过程还是高度依赖于“家庭”，它强化的仍然是父母、尤其是母亲对育儿中的责任承担。与之相对的，托幼服务是带有“去家庭化”性质的，通俗地理解，父母负责生，托幼机构可以帮忙一起养育，这能够真正地帮助女性从育儿中解脱出来，反而能够对生育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由此，我们也有必要加大对托幼服务的财政投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托幼服务体系，在“去家庭化”的生育政策与配套保障上下工夫，减少女性一生育就得回归家庭的无奈。相较于延长生育假或增设父母育儿假，这或许更能有力地提振生育率。
父亲应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来
应该正视的是，并不存在一个按钮，一摁下去所有困境就都迎刃而解了。生育政策的完善需要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迫切而关键的问题是：爸爸去哪儿了？
在不少父亲看来，自己一天工作很忙碌，赚钱也更多一些，让妻子多承担一些家务劳动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但很多父亲忽略了一点，无论他收入多少，只要他是男性，那么他就鲜少面临职业与家庭平衡的两难，但一个女性——无论她收入多高，她都会有这样的困扰。
2012年在《大西洋月刊》上有一篇轰动一时的封面文章《为什么女性还是不能拥有一切？》。作者安-玛丽·施劳特是美国国务院第一位女性政策规划部主任，这是她梦寐以求的职位。然而2011年，当两年任期结束后，她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她在文章中说明了原因：丈夫负责照顾两个儿子，但她青春期的儿子有各种恶习，好几次当她要参加重要会议时，却接到了来自家里的紧急电话要她赶紧回家……她不得不主动辞职，回到工作时间较有弹性的大学。她质问，社会设置了哪些制度上和文化上的障碍，使得女性难以实现兼得工作和家庭的理想？为什么在女权运动让女性走出家庭、成为劳动力的五十年之后，“兼得工作和家庭”，仍旧主要是女性的焦虑，而男性却不大需要面对这样的内心焦虑和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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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道上的家》剧照。
女性学者淡豹在《为什么当保姆的都是女人？》的文章里指出，“‘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这一困境，它在男性那里未必成为问题。无论文化上还是制度安排上、政策支持上，都让男性去工作成为一种看似自然的选择，结果就是，他们可能会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去尝试顾及家庭，而不是长期陷于考虑如何平衡二者的困境中。大多时候，家庭与工作的兼顾不被设定为男性的理想，也并非他们必须要争取的目标，因此不对他们形成一种精神上致命、现实中局限人的行动的核心压迫”。正是这个原因，家务和育儿至今仍被视为女性的责任和劳动，保姆几乎都是女性，帮忙带孙子孙女的老人也都是奶奶或姥姥……
也即，所有男性同胞们，当我们作为一个男性、身为一个父亲，我们天然地就享受了一种身份优势——我们没有那么多兼顾家庭与事业的困扰，无论我们本身是否接受或认可。这个时候，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丈夫和爸爸应该做的，或许就应如评论者尼罗——他本身也是一个积极参与育儿的爸爸所说的，“从家庭内部来看，夫妻都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的文化、制度，唯一可能改变的是双方的观念和家庭内部的安排”。当大环境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就从家庭的小气候开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