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大航海时代( 四 )

不过正如前文提到的，十九世纪西方在世界格局中的突然发力，是大航海以来的一个结果。大航海所导致的近代世界的形成并非欧洲一己之力。世界各文明圈长久以来累积的成果相互传播、融合，并创造出了新的结果，这就是近代世界。但这一创造方式不是通过各地人文、自然资源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着各国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现实所构造的内在结构和脉络。
大航海之后的历史进程，原本存在着诸多可能的走向，并且存在着诸多可以挑战我们认知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这样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国家而言，尤其需要突破近五百年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叙事，重新回到大航海以来世界各地的历史现场中，去观看整个世界尤其是亚非拉地区的历史进程与经验，从而在源头处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现代世界，找寻更加丰富的历史支撑与思想资源。
三、第二个轴心时代
大航海以来的世界史，已经发展出了超越人类“轴心时代”所界定和拓展的文明经验内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历史走在认知之前的尴尬：现有常被作为标准的柏拉图或康德的美学，抑或本雅明的美学，乃至中国的古典美学，无论其与希腊、欧洲其他国家或中国的社会生活形态如何深度相关，可是如果将它们应用到世界其他地方，比如东南亚，那么这些文明内涵里的“美”，与东南亚上亿人口的生活形态的关联性到底在什么地方？缅甸和越南为了区别于动物的白牙而凿齿和染齿，该如何用西方或中国美学来解释？乃至如果我们的解释只剩下丑诋，或者是还保留一丝尊严的沉默（置之不理），则无不在在表明我们对世界文明的理解和认知，仍处于大航海之前的格局之中。
雅斯贝尔斯当年认为，“轴心时代”相对于它之前的历史，特别重要之处是新，“这个时代之新是，在所有这三个世界里，人意识到他自己整体的存在、他的自我和自身的边界，他经验到世界的可怕和自身的软弱无力”（《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这种明显侧重于存在哲学角度的历史描述，却仿佛是对我们今天处境的准确概括：历史重新变得混沌，世界重新变得不确定，自我重新站在作为深渊的世界面前，未来变得方向不明。如果用一个词描述，我们不如将今天的处境描述为第二次“轴心时代”的前夜。这一时代内容的特定性在于，它很难再由“轴心时代”及其后时代所提出的种种文明方案所理解和容纳。
如果说西方古希腊之后的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理想国》一书的注解，那么面对第二次“轴心时代”，则需要强调知识结构的重组，需要再次重构历史的起源。不过它不是纯思辨的重构，而是基于大航海以来世界历史内在构成的再理解，是对整个星球各种社会形态、生活风貌的充分容纳之后的再构想。简言之，目前盛行于世的知识构架，可看作基于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对法国大革命后历史经验的理解与建构，国家、民族、阶级成为知识讨论的核心。
就中国而言，自晚清以来，知识建构开始受制于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其视野又过于针对西方现代社会形态，形成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关的种种认识框架。一九四九年之后，虽然逐渐有受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构想的加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主流知识视野的再次接纳，但中国知识框架在实质上并没有突破西方近现代以来所设定的范畴。这种知识状况对于理解当下世界格局的种种不足，已经逐渐暴露出来。如何重新理解当下世界，中国知识界的经验基础已经到了需要重新调整的时候。
雅斯贝尔斯当年提出“轴心时代”，有明显的时代背景，即纳粹德国的噩梦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欧洲文明的崩溃。他希望直接诉诸“轴心时代”的普遍性，来弥合大航海以来的世界分裂与动荡，这实际上恰恰回避了大航海以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