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个新物种，1000种新危机：在不确定性中挣扎、涅槃、新生( 四 )

“大概是在6、7月份，我们开始接到消费者投诉，声称用了我们的面膜后出现了皮肤过敏的现象。”李明生说。随后一个月内，投诉在VT的官网、天猫旗舰店全面爆发。“一个月内官网有3例投诉、天猫至少有5、6例。”李明生最终发现，对方卖的VT产品不是假货，而是仿冒品。“就是产品外观非常像，但换了个品牌名字” 。与此同时，他还发现某平台上，一位粉丝数为2000万的主播在售卖VT的仿冒货。
“我们原装的价格是99元一盒，即便做专场特卖也是89元一盒，但主播售卖的价格直接是99元6到10盒。”李明生告诉亿邦。
不仅仅是VT，头部品牌花西子也难逃厄运。今年6月，彩妆品牌花西子已经在各电商平台投诉假货信息近2000条，起诉案件300多起。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监测期内（6月1日至6月20日），直播带货负面信息超过11万条，约占“吐槽类”消费维权信息总量的9%，而消费者对直播带货的“主要槽点”之一就是，产品质量货不对板，平台主播向网民兜售“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品。
根源在于，直播带货模式下产品质量难以监管。“产品好坏取决于供货商，一般大网红会对产品质量很重视，但小网红、小主播往往只关心佣金和提成问题。”一位商家告诉亿邦。他还表示，和淘宝、京东等成熟的平台相比，抖音、快手这类内容平台适用什么法律没有准确的界定，广告法还是电商法，适用法律并不清晰。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此前公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有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产品质量问题，但仅有13.6%的消费者遇到问题后进行维权投诉。维权率过低，让假货继续蔓延。
信心是易耗品，对大部分中小品牌商而言，如何维护产品口碑、如何打击仿冒品和假货，才是眼下最大的不确定性。
” style=”color: rgb(0, 82, 255);”>最后一片雪花：平台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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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的二选一，成为疫情以外压垮很多中小品牌的最后一片雪花。
这场始于3Q大战的恶性排他手段，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早已从科技圈改头换面到电商圈，并且演变成某些行业人士眼中“正常的商业手段” 。以至于一年前“二选一”最激烈的时刻，阿里巴巴集团市场公关委员会主席王帅直言，二选一“是最朴素的商业规则” 。
李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二选一的牺牲品。
5月份的一个晚上，李雪刚在爱库存上架一场特卖活动。几分钟之内，老板就接到了唯品会发来的消息。大概的意思是，活动结束后产品必须立即下架，口气不容置喙。
做服装特卖必须提前备好货放在仓库，一般来说至少是3个月的货。以李雪在爱库存2亿的年销售额计算，3个月的产品下架意味着至少5000万的货被压仓，这相当于公司上百号人大半年的工资。
产品下架之后，老板做了1000万的贷款，并且压缩了休息时间。“以前在群里最早7、8点能看到他的消息，但最近常常早上5点钟就能看到他的消息。”李雪说。
“友商不顾商家利益，强势要求对方二选一，实在难以理解。”爱库存副总裁巨颖接受亿邦采访时表示。
电商二选一成为常态是在2015年。当年8月份，天猫宣布与迪卡侬和Timberland等20多个国际品牌签署独家合作协议。换句话说，这些品牌只能在天猫独家销售——此前只发生在大促的“二选一”正式常态化。
值得强调的事实是，就在当年的双11前夕，京东向商总局实名举报阿里巴巴扰乱电子商务秩序，在大促过程中胁迫商家“二选一” 。而阿里对此的回应是，“鸡实名举报了鸭，说鸭垄断了湖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