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教育研究

我的启蒙教育研究
50年前，我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有着许多美丽而多变的梦。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作品，便立志要当作家。朝鲜战争爆发，党号召抗美援朝，又热血沸腾报名参军，虽然“雄纠纠气昂昂”，却没能够“跨过鸭绿江” 。退伍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眼看着前途一片光明，却突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梦破魂惊之后，认识到人生在世只要能踏踏实实干好一两件那怕是很平凡的小事，待到白发苍苍之时，回顾往事，不以虚度年华而悔恨，也就可以问心无愧了。于是我成了一个教书匠。
我去了一所重点中学教高中语文，这一干就是20年。在此期间，我深感现今中国学生的中国语文程度，真有点今不如古，相当一部分高中毕业学生，错别字严重，到了大学，依然文理不通，不要说远比古人，单看看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的作文，就足够发人深思了。
于是我想起了在大学时偶而读到的一个小册子。那是张志公先生写的《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初探》。张志公先生在书中谈到中国古代的几种语文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和《千家诗》，我当时就非常赞成他的分析，因为这些读物我儿时都读过，后来深感得益非浅。这些读物和使用这些读物的得失利弊，在推广白话文以后，渐渐地都被抛弃了，这真是有点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的味道。我觉得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经验，尤其是启蒙阶段的语文教学经验是很值得研究的，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和发展。因为我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现今中学生甚至大学生语文程度之差，究其根源毛病是出在启蒙阶段，即小学低年级阶段底子不实，与古人用《三字经》等几种读物打基础的情况，很不相同。如果能借鉴古人打语文基础的经验，从启蒙阶段着手改进，也许会找到一条不错的途径。
还有一件事，使我更坚定了以上这个想法，那是在一本《语文教学》杂志上看到的一段记事。说是有一天一群作家在参观鲁迅故居后往外走时，一位作家随意地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说，咱们现在的学校，能不能培养出鲁迅这样的作家？”当时所有的人，未假思索但却异口同声作出了回答:“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这一下大家感到不好说了。这时有一位作家谈了一段自己儿时的经历，他说他小学二年级时，为躲避日寇全家人逃入山中，在山里他的父亲给他和其他几个同样逃难的幼童教导学习，在一无教室二无课本的情况下过了一年，抗战胜利，返城复学，经学校测考竟可以插班编入五年级。这位作家说，在山里父亲教他的是《陋室铭》、《爱莲说》、《卖炭翁》等父亲脑子里记下的东西，而当时学校里学的则是“我看爸爸刷牙，我看妈妈洗脸”这样当时的《国语课本》。……这位作家后来的话怎么说，我记不清了，总之大意是说鲁迅儿时的读物那是远远高于现在学校教材的。
这一段故事和张志公先生关于传统启蒙读物的议论，给了我很大启迪，使我产生了研究传统启蒙语文教学的想法。
但真正开始研究那是后来的事。在我们有了一个4岁的小女儿时，我每天利用业余时间教她识字，并给她编选些读物，这个实验进行了一年后，竟取得了大大出我意料的令人惊喜的成果。她不仅识字达到3000左右，而且能读能背不少诗文，像《荀子•劝学》，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等。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给学生上课，按教材要求背诵白居易的《琵琶行》，一周时间，全班50多名学生竟无一人能够通背全篇。我也是忽发奇想，那天我抱着4岁半的女儿去上课，让孩子站在讲桌上，一口气如流水般背诵了这首500多字的长诗。这不仅使那些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瞠目咋舌，实际对我的震撼更大，我对启蒙教育的研究所以从此以后30年孜孜不倦的决心就是从那时候确定的。这个女儿后来上到高中，正好是我给她们班教语文课，她由于小学跳过级，在班里她比其它同学小两岁，个子也矮，座位排在第一排紧靠讲桌。但我上语文课时，她总是躲到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自学其它课程。我知道她已经不需要再听语文课了。所以从不干涉。事实上每次考试，她的语文成绩始终是全班最好的，后来考入东北财经大学，高考成绩中语文成绩也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