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大象难转身？( 二 )

从财务数据来看，富士康（以工业富联为代表）在反应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中存货运营效率的存货周转率指标上也明显高于可比同行，包括立讯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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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强势的下游客户会延迟支付货款，但工业富联可以将压力转嫁给其上游供应商。反映到财务数字上，2019年工业富联的应收账款为846.44亿元，而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合计为799.17亿元。
与此同时，下游的国际优质企业客户们发展稳定，且与工业富联保持着长期联系，货款支付有非常好的保障和安全性。
工业富联2018年、2019年的销售现金流与营收比都大于100%，卖出去的货，最终都能收的回来钱，这是很多为小厂商代工的企业所不具备的优势。
产业巨舰
富士康最巅峰时共拥有120多万名员工，而散落各地的工厂也俨然一座座小型的城市。深圳富士康规模一度超过了40万人，相当于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的人口总和。
一座富士康工厂的建立，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2010年，富士康落户郑州，在一年时间里就达到了入住员工13万的成就，增强了河南这一人口大省对劳动力的消化能力。
同时，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向上连接的是顶级品牌商，向下连接的是千万中小企业。在下游，有一批与其配套自发成长起来数量庞大的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极为专业化地生产各种配件。
在富士康产业园中，包括智能手机、超高清电视、智能家居等的各类产业，都能够吸引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方在此投资，创造新的产业集群。
地方政府通过引进富士康，可以带来相关配套产业链的转移以及知名企业的“抢滩登陆”，产生连锁经济效应。
以郑州为例，郑州的富士康产业园区每年能够生产8000万多部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进出口量占了河南省进出口总量的67%左右。
据河南省商务厅数据显示，郑州富士康2011年6月出口1.44亿美元，拉动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机电产品上半年出口分别实现增长57.5%、53.2%、49.3% 。
【富士康：大象难转身？】因此各地政府纷纷“筑巢引凤”，给出优厚条件吸引富士康在当地设厂，还在劳动力、税收、出口等多个方面为富士康提供便利。不仅帮助分担能源和运输费用，而且动用政务系统，在财政上专门拨付资金保障富士康招工。
富士康的价值甚至引来了国际的争抢。2017年，郭台铭拜访白宫，有六位美国州长为各自的州争抢富士康投资项目，威斯康辛州州长宣布予以30亿美元的激励优惠，并得到了特朗普的大力支持。
从中不难看出，富士康这艘产业巨舰之于地方经济发展、甚至是国家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代工行业探索了46年，富士康已经找到一条属于代工厂的生存之道，当规模足够庞大，平台足够广阔的时候，富士康之于整个电子产业链的位置难以替代。
一位通信行业的央企上市公司CEO告诉亿欧，他本人最佩服的商人就是富士康的创办人郭台铭。富士康的生意是几乎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生意，稳定、长久且难以被取代。
“富士康的下游客户们或许可以凭借一时的技术优势获得超额和垄断的利润，但一旦巨额研发押宝失败或技术更新不及时，就难以逃脱掉队甚至是消亡的命运。”
富士康上世纪90年代左右主要做电脑，跨入21世纪就涉足手机，目前也在涉足电动车零部件代工和芯片设计、封测与设备，它并不需要像下游客户一样投入巨大研发成本蹚出产业创新之路，只需要跟随电子行业发展趋势做出相应调整，就能保证自身的稳健、长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