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风宏观宋雪涛：价值风格还会持续多久？( 三 )

二、如果出现加税(以及一系列代表美国社会左转的制度改革)，四十年利率下行的趋势可能终结，风格有趋势性逆转的可能
回顾二战后的利率史，导致利率长达40年下行的因素并未改变。名义利率的走势主要取决于实际经济增长和通胀。二战后，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与美国GDP增速和核心CPI的走势有较高的一致性，峰值出现在1970年代。
图7: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美国实际GDP增速与核心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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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loomberg，天风证券研究所
利率上升周期的第一阶段(1946年-1970年)建立在供给侧与需求侧正反馈产生的真实繁荣基础上。二战期间，美国政府顺应时势推动了供给侧改革，升级了美国制造业及配套产业的供给水平，以战时经济的速率加速培养了大批量的技术人才，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再现了19世纪后期的野蛮式突进。罗斯福新政力推劳资关系立法，贫富分化收窄，让美国工人获得了8小时工作制及其他福利，但相对劳动成本的提升，居民受教育程度、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劳动生产率推升至新的高度。需求端，战争重创全球产业，百废待兴，工业基础亟待重建。本阶段经济高速增长，通胀较低，失业率持续下降，贫富分化收窄。利率上升对应的是实际经济增长的加速。
利率上升的第二阶段(1970年-1981年)建立在石油危机带来的供给冲击上。两次石油危机期间，原油价格从1973年的每桶不到3美元涨到了1980年的45美元，战后经济复苏高度依赖石油化工产业提供的能源支持，原油价格上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后美元贬值，带来输入性通胀，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本阶段，经济频繁衰退，物价水平持续位于高位，失业率上升，利率上升主要对应的是供给收缩带来的高通货膨胀。
1981年后，长期债券利率下行的内核是经济增长内生动能不足带来的低经济增速、低通胀现象。
供给端，70年代以来的全球创新和经济进步聚焦在人类活动的一个狭窄领域，更多是同娱乐、通信、信息收集和处理有关，而这部分social well-being的提高并没有计入GDP，“对于人类所关心的其他事务，包括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健康、家庭内外的工作环境等，无论是从定量还是定性的角度看，在1970年之后进步速度都已经放缓。”(《美国经济增长的起落》罗伯特戈登)
需求端，收入分配机制恶化导致了长期的有效需求不足。1973年松绑的工资控制政策是此后贫富分化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普遍出现在1980年初期，结合其高福利制度，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双双下降，资本投资不足；此外，为应对全球竞争发达国家企业将产业迁往新兴市场以降低成本，居民工资增长停滞。
目前来看，以上导致经济增长内生动能不足的因素仍未得到改善。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仍在加剧；全球创新主要聚焦于商业模式，硬件投入尚未形成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质变；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提高了效率，但有损公平，政府必须要付出更多努力关注弱势群体。
人类社会并不是线性演进的，而是像量子跃迁一样跳跃式发展，长期处在一个缓慢稳定发展的能级，突然遇到一些重大变化，秩序、制度、技术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历史的进程开始加速，直到进入下一个长期缓慢稳定发展的新能级。新冠疫情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重大变化，当人类遇到困境时，合作和改革才更有可能出现，进入到上面所说的跃迁式发展。
新冠疫情之后，一些改变长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因素开始若隐若现。民主党有意愿改革财富分配制度，包括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提高最低工资，传统基建拉动就业，增加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等。但美国两党、社会的政治观点极化让这项改革变得困难重重(共和党反对将最低工资提升至每小时15美元，即是政治极化的一个缩影) 。两党的共识可能是对大型科技企业的反垄断执法，国会考虑迫使科技巨头将它们占据主导地位的在线平台与其他业务部门分开，由民主党人领导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委员会准备提出全面改革，这可能在长期会鼓励创新(如同1970年代IBM被分拆)，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改善财富分配机制。